這種情況當然引起了改革派的注意，也在這一時間，社科院的一些年輕人出了一本新書，名為《與總書記談心》，裡面講到所有制問題，論證說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一種表現形式，從上海調任社科院副院長的劉吉為這本書寫了序言。一本叫《中流》的雜誌當即組織文章對該書進行批判，認定它在提倡自由化，而社科院的副院長居然為這種書寫序，是喪失了立場。緊接著又發生一件事情，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討論會上發言，認為「勞者有其股」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也馬上有人組織了對他的「圍剿」，說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雙方爭論得很厲害。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去世，中國改革何去何從再成世界關注的焦點。到4月份的時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得到信息，江澤民總書記已確定將於5月下旬在中央黨校發表一個重要講話。按以往慣例，這被看成是「十五大」基調的一次「吹風會」。為了能夠把自己的觀點及時地表達出來，中心領導要求課題組在5月上旬完成報告，吳敬璉和他的同事們更是日夜加班，抓緊進度。
到5月8日，吳敬璉等人終於完成了研究報告《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立刻以課題組名義上報「十五大」文件起草小組。就在同一天，另一份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問題》的建言書則以吳敬璉個人的名義送給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他在口述史中解釋「為什麼有了研究報告還要再寫建言書」，他說，國有企業的改制問題涉及到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問題，有人拿這個問題大做文章，不正面回答是不行的，然而，這個話題又很敏感，不適合在研究報告中以集體名義論述，於是便選擇了個人上書的形式，送給我認識的兩位中央領導人：江澤民和朱鎔基。
在這份建言書中，吳敬璉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應當糾正前蘇聯教科書對社會主義概念的歪曲，而要用「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來定義社會主義。
他寫道，當前的改革已經推進到傳統體制的核心部門，即國有經濟，而在這個領域內傳統思想的影響又表現得特別強烈和有害，已有的理論進展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改革的需要，所以必須對社會主義進行再定義，以突破蘇聯教科書中的「社會主義＝國有制＋計劃經濟」的陳舊觀念。那麼應該以何種理論來替代呢？吳敬璉的答案是，「有必要根據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會主義經濟界定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
針對一些人認為國有制比重下降將導致社會主義變色的觀點，吳敬璉用蘇聯和東歐的事實加以反駁，「增加國有制的比重，並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蘇東國家在政權易手時，國有經濟的比重都高於我國……這些事實說明，追求國有比重的不斷提高，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證政權的鞏固。蘇東國家正是由於長期堅持蘇式社會主義理論，才造成思想僵化，發展緩慢，社會停滯，最終使共產黨喪失了政權」。他進而得出了下面這個在日後看來非常重要的結論：「在不存在掌握著全部生產資料的一小撮剝削者和一無所有的勞苦大眾的階級分化的條件下，只要共產黨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無論國有經濟成分是多是少，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在建言書的最後，吳敬璉寫道：「總之，我們建議中共『十五大』通過明確定義社會主義，確立社會主義的本質一是發展生產力，二是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為我們的基本政策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
吳敬璉回憶，此信發出後，江澤民和他通了一次電話，說這個問題目前存在極大的爭議，但中央一定會和十四次代表大會時一樣，拿出一個意見來的。
到了7月份，《中國經濟時報》在16日、17日和18日，連續3天刊登了吳敬璉課題組的研究報告，並對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吳敬璉和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君如3人進行了專訪，分別題為《充分認識初級階段，堅決防「左」》、《社會主義基本特徵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和《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從標題中就可以讀出，論戰的意味十分濃烈。據吳敬璉回憶，按報社原來的計劃，專訪的對象還有幾位，可是受到干擾，最後只刊出了這3篇就中止了。
當吳敬璉等人在報紙上奮力反擊的同時，7月18日至24日，朱鎔基在遼寧考察國有企業時提出了著名的「三年脫困」改革策略，即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走出困境。這一宣示引起極大的震動，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任務」，而幾乎同樣多的人意識到，中央決策層似乎已經定下了徹底改造國有經濟體系的決心。
9月5日，中國新聞社向全球播發了該社記者對吳敬璉的採訪，題目是《國有經濟：十個指頭按不住幾百個跳蚤》。在接受訪問時，吳敬璉坦率地打了一個聽上去讓人不太舒服的比喻：我把國有經濟布點過廣過散，致使有限的國有資本支撐不住過於龐大的國有經濟「盤子」，比喻為「十個手指按著幾百個跳蚤」。他警告說，中國追求健全制度的社會力量太弱，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開倒車，而某些初期的改革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思進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渾水摸魚者認為現在的體制最好，他們不希望有公正競爭和真正的市場經濟出現。在回答「誰是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時，他說，「以理性知識分子、明智的官員和真正的企業家為代表的平民大眾才是今後中國改革的推動者。可惜的是，目前這部分力量成長得太慢。希望『十五大』後，以多種實現形式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在平等競爭中迅速成長，促使改革力量壯大，推動改革盡快到位」。
就在這次採訪後的一周，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江澤民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訂，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他清晰地表述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在經濟建設領域，他提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吳敬璉特別看中「基本經濟制度」這一提法。
此外，報告還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行了闡述。文件認為，它「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佔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對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按人們的解讀，這一闡述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突破，意味著「有進有退地進行國有經濟佈局調整」的戰略得以確立。
特別重要的是，中共黨代表大會批准的這份中央委員會報告要求按照「三個有利於」的衡量標準，「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
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一書中，將此次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吳敬璉在日後評論說，從1992年底的「十四大」到1997年底的「十五大」，中國終於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所有制結構作出了系統性的描述。
「十五大」之後，在公開的媒體上，關於「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爭議漸漸少了一些。「放小」的進程大大加快。到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時，全國小企業基本實行改制。這為社會主義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也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演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2003年以後，反對的聲音再次猛烈地響起。這當然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