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改革史時，常常會一再地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際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中央經濟政策的突然轉向？
「突然轉向」的中央政策有兩個：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變了上一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的從緊宏觀政策，開始大規模放貸；二是在10月，突然放棄了8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財經工作小組批准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轉而以企業改革為主線。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是這樣記錄的：「按照中國政府的原定計劃，1986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是繼續穩定經濟，以便迎接1987年開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跡象，2月份還出現了GDP的零增長。這時，政府領導決定放鬆對銀行貸款的控制，結果從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貨幣供應迅速擴張。」他在口述史中還回憶了一個細節：2月下旬，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改革工作討論會，國務院負責人坐下以後就說，現在增長速度降下來了，預報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們把貸款抽得太緊了。在座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爭辯了幾句說，不是這個原因，根據我們的調查，是煤電油的供應和運輸跟不上導致的。負責人不高興了，說，煤電油總是緊張的，為什麼速度降到這麼低呢？我看就是你們頭寸控制太緊了。這時，劉鴻儒走出會議室，過了一會兒回來，他報告說，我已經和陳慕華行長打過電話了，我們馬上發電報，放鬆貸款控制。
薛暮橋在回憶錄裡是這樣回憶的：由於在1985年年底實施了信貸緊縮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遇到困難，由於大量基建項目已經上馬，原材料、能源供應更趨緊張，同時信貸的大部分用於固定資產投資，企業流動資金變得奇缺，結果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顯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長4.4%。許多地方和企業紛紛強烈要求放鬆信貸，叫得很厲害。同時一些年輕同志大聲驚呼經濟「滑坡」了，說「雙緊政策」破壞了剛剛開始的經濟起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改變了執行半年的從緊政策，開始大量放貸，剛剛壓抑下去的通貨膨脹勢頭捲土重來。
在經濟學家中，馬洪、薛暮橋、劉國光和吳敬璉等人認為，速度下降本來是抑制經濟過熱時出現的暫時現象，用不著驚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薛暮橋發言說，資金緊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錢都投到固定資產上去了，流動資金不足，可通過發展銀行業務，把沉澱的貨幣吸收上來，就可促使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正常運行，但是切不可放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在信貸的水閘被打開之後，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的執行難度其實就已經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橋又寫信給國務院負責人，提出「嚴格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從而理順經濟關係的成敗的關鍵」。吳敬璉後來回憶說，薛的這封信是由他親手送到國務院負責人辦公室的。但是，不久就傳來消息，薛的意見被認為是「陳舊的」，已經落伍，缺乏新意。
信貸一放鬆，頓時出現「一放就亂」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猛增477億元，增發貨幣231億元，同比都增長了20%左右。1986年10月，吳敬璉在一份題為《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思考今後改革的路子》的分析報告中憂心忡忡地寫道：針對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從體制改革的戰略改進上尋找出路，而是沿著所謂「投資增一點，銀根松一點，稅收減一點，獎金加一點」這種老路子走下去，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將產生極其不利的深遠影響。
不過，這種聲音仍然未被採納。
吳敬璉等人所期望的整體性改革，勢必會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調整，在過熱的經濟環境中，調整的難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會被認為是要「遏制經濟發展」。因此，整體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棄，改革的主戰場轉向企業改革，在股份制試點受挫的情況下，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干」、「外貿大包干」、「信貸切塊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在吳敬璉看來，這是回到了維持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補來改善國有部門的運行狀況。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中央宣佈將在當年秋天召開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新的中央領導人因此要求各咨詢機構總結1978年以來的經濟建設和改革的經驗。吳敬璉執筆完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經驗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著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必須經常保持運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他寫道，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進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一份研究報告雖然總體上得到肯定，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說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悅，因為在他們看來，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這種現象。
到1987年的第二個季度，馬洪、吳敬璉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認為經濟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險情，要求進行宏觀控制，堅決制止通貨膨脹的發生。據現有資料，在4月3日的一次會議上，馬洪匯報說，不少同志認為，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相當程度的過渡性症狀。這些症狀集中表現為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勢很猛，數量很大，必須採取有效的緩解和對應措施，以避免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馬洪的發言還沒有結束，就被中央領導人打斷，他發了脾氣，指責馬洪用老觀點分析新形勢，把經濟形勢描寫得「險象環生」，說成「大事不好」，「存在驚慌失措和悲觀情緒」，並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了。在過往多次政治運動中吃足了苦頭的馬洪此時也「知難而退」，會後，他寫了一封帶有檢討意思的短信，表示擁護領導會上對驚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傾向的批評，並表示「關於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我們研究不夠，提法上有錯誤」。
決策層與學界對現狀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通貨膨脹的判斷有所不同。在當時，物價處在半管半放狀態，物價上漲的威脅加重了，就用行政限價來對付，過量的貨幣大部分不能由物價上漲沖銷，成為「隱蔽性的通貨膨脹」，並導致物價體系新的扭曲。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即便在物價持續上升的1987年，統計所得的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也只上漲了7.3%。但事實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計劃價格被限制住了，議價部分則價格猛漲，「雙軌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如果對這一現狀沒有清醒的認識，任何決策都可能被誤導。
9月，由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的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向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報告，據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的情況表明，「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據吳敬璉回憶，「其實當時民間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所謂『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又增加621億元，貨幣增發236億元，在投資過熱的情況下，物價逐漸呈現難以控制的態勢，豬肉、鋼材、煤炭等原材料價格開始上漲。而在物價飛漲的同時，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企業虧損報賬已達400億元，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現了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的景象。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
根據吳敬璉的回憶，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前後，理論界曾發生過一次關於通貨膨脹的爭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橋、馬賓、吳敬璉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均認為，通脹已成當前經濟的「最大敵人」，必須著手治理。而厲以寧以及國家體改委所屬的體改所的一些學者則持相反觀點，決策層也持後一種意見。198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改歷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專講宏觀經濟問題。文件指出，「1987年實現了有效益的增長，速度高而無通貨膨脹的危險」、「對物價問題要進行科學的分析」。當時的決策層認定，當前物價問題的焦點在食品，而不是別的東西。而食品價格之所以上漲，說到底是因為供給不足。在《中國當代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寫道：領導上惑於「通貨膨脹無害論」的觀點，仍然認為1987年的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只是由於農業生產的局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