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與中國是份量最重的兩極，東歐各國則是重要的一翼。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東歐各國開始進行各自的經濟試驗，形成了所謂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羅馬尼亞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論模式被通稱為「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是由波蘭裔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1904~1965年）最早提出的。蘇聯的命令經濟體制在20世紀20年代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怪異形式建立起來後不久，它的低效率弊病便已暴露出來。以此為背景，20世紀20至30年代在西方國家發生了「社會主義反對派」與「社會主義同情派」之間的激烈爭論。
在這場被稱為「社會主義論戰」的爭論中，自由派經濟學家哈耶克以信息機制無效率為主要理由，論證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行性。當時流亡美國、在密歇根大學任教的蘭格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新的、日後被稱為「蘭格模型」的理論模式。他在1936年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文中，將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放到了一起，主張由計劃機關模擬市場，在國有制下，引用競爭力量改善經濟運行效率。在這種體制中，生產資料歸國家或集體所有，而資源配置則遵循市場規律，因此兼具了公有制與市場運行的雙重特徵。按蘭格的看法，在這種頗為「唯美」的體制中，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就能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樣，達到最理想的狀態——「帕雷托最優」。
蘭格的這一理論模式繼續遭到哈耶克的批判。後者以《社會主義的計算》等3篇論文，論證「蘭格模式」在現實中行不通，認為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直至晚年，蘭格還致力於研究控制論和計算機在經濟計劃上的使用，而不改「計劃經濟有效」的初衷。他在最後一篇論文《計算機和市場》中寫道，由於發明了電子計算機，「如果我今天重寫我（1936年）的論文，我的任務可能簡單得多了。我對哈耶克和羅賓斯的回答可能是：這有什麼難處？把聯立方程式放進一台電子計算機，我們將在1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市場過程連同它的繁瑣的試驗似乎都已過時。我們大可以把它看做電子時代以前的一種計算裝置。」總之，蘭格至死都認為，用國家計劃配置資源應當是和市場配置具有相同效率的，在沒有電子計算機的情況下，計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國家計委用模擬市場的辦法來規定價格而已。吳敬璉曾經評價蘭格與哈耶克之爭說，「這場爭論一直在理論討論和改革實踐中迴響」。
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後，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風行一時，各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這一模式的變型。
於是，當70年代末期，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把目光投注到東歐的時候，馬上就發現了「市場社會主義」。而讓他們驚喜的是，這個模式似乎並不陌生。按吳敬璉的看法，在中國學者中，孫冶方的經濟思想與之頗有神似之處。
正如我們之前已經敘述過的，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不久之後，就出現了類似蘇聯那樣的弊病。孫冶方在1956年提出要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便是尋求突破的大膽設想，而其基本理念正是，在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提高利潤指標的地位，以此發揮企業的能動性。由此，他設計了一個「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在保持國家所有制和國家對投資的計劃管理的條件下，給予企業在日常經營上的自主權。由此可見，孫冶方的模式與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1964年，他的這一主張被當成是「修正主義」而遭到了嚴酷的批判。如果從理論根源上看，「極左」理論家康生說他想當「中國的利別爾曼」倒也不算是「冤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孫冶方得到平反，中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和絕大多數經濟工作領導人開始認同他的經濟思想，認為應當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提高企業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在意義重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全會《公報》便明確提出，「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從此，「放權讓利」成為中國企業改革的重要主題。
正是在這樣的改革共識和大背景下，中國學者驀然發現，在過去的10多年裡，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一直在進行類似的改革試驗。這自然讓他們頓生知音之感並很振奮，以為有「經」可取。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孫冶方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考察團，走訪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與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學家進行了數次交流。當時還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在一次座談中，南斯拉夫的學者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有很多地方是從你們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那裡學來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給了我們啟發。」這時，考察團團長宦鄉指著在座的孫冶方說，「這就是孫冶方同志」，現場一陣驚喜，南斯拉夫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紛紛起身，同孫冶方握手，表達崇敬之情。
後來在無錫的會議上，孫冶方專門做了一個考察報告。他特別欣賞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制度，在那個國家有2.5萬個「聯合勞動基層組織」，相當於一個車間或分廠，是一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直接面對市場，通過市場來協調企業之間的產供銷合同。孫冶方舉例說，我國的物資部門派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大使館出面聯繫其相應的單位出來接待，結果被告知，該國已經沒有物資供應這類機構了。中國方面很吃驚，問：「如果工廠缺乏動力和原材料由誰來解決呢？」他們回答：「如果這個工廠連動力和原材料供應還沒有解決，那麼這個工廠就不用辦了。」孫冶方認為，這種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的「以銷定產」模式大大好過「以產定銷」的計劃模式。
1979年11月，於光遠和劉國光等人考察了匈牙利。他們這次考察得還要細，在3個星期裡舉辦了21次座談會，接談了參與匈牙利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相關經濟部門的領導以及工廠經營者等等，分別形成了3份調查報告。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從1962年開始，其間頗多曲折也很有成效，特別是該國經濟學家對短缺經濟的研究與對策，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極大興趣。
僅僅走出去考察，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把專家請進來。從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國先後請來了兩位重量級的東歐經濟學家，他們是已加入英國國籍的波蘭經濟學家弗·布魯斯和瑞士籍的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
1921年出生的布魯斯（1921~2007年），曾任波蘭計劃委員會研究部主任、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了1956年波蘭經濟改革方案，是「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被認為是蘭格理論的重要傳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調節市場機制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被稱為「布魯斯模式」。來中國之前的1972年，布魯斯因呼籲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國，擔任牛津大學的客座教授。他是受中科院經濟所的正副所長劉國光、董輔邀請來華的。趙人偉和吳敬璉參加了接待的準備工作，趙人偉全程陪同。
據記載，1979年的最後一天，社科院經濟所四樓會議室擠滿了人，布魯斯在這裡宣講東歐經濟改革的經驗及其對中國改革的借鑒意義。會前，趙人偉執筆擬定了一份問題清單，油印出來提交給布魯斯。這張清單上的問題表達了中國經濟學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一）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大體上有多少種？這些模式各有什麼利弊？你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哪一種模式更值得我們作為經濟改革的借鑒？
（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如何利用市場機制？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機制有什麼區別？對西方經濟學界有關「市場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和兩種社會經濟制度「聚合趨同」等說法應如何評價？
（三）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到什麼程度比較合適？如在計劃、資金、物資、勞動、價格等方面，應給企業多大權限，才能使企業獨立自主地處理問題，又不至於造成全社會的盲目性？從東歐的經驗看，有沒有一個大體的理論界限和數量界限？
（四）經濟改革的步驟有沒有一定的規律性？採取什麼步驟比較順當？特別是改革應當怎樣起步？我們這裡有以下幾種看法：（1）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2）從組織公司即擴大公司的權限開始；（3）從調整稅制和物價開始；（4）從改革計劃體制開始，即從減少指令性指標入手。根據東歐的經驗，從哪裡著手比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