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6日，「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在江蘇無錫舉辦。吳敬璉沒有到會，不過卻和周叔蓮、汪海波一起遞交了一篇重要的論文。
這是建國之後的第二次價值規律討論會。選擇這樣的時間和地點明顯帶有強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20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飯店主辦了一場「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此後歲月，不堪回首，當年所有的與會者都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江蘇無錫，又正是當年主事者孫冶方的家鄉，會議在這裡舉辦，也算是對這位偉大思想家的一個致敬。
20年前的重要參與者，除了已經去世的顧准等人，再次重聚在一起。經歷了無窮的跌宕與磨難之後，人們重拾話題，感慨萬千。孫冶方時年71歲，已被確診患上了肝癌，自知來日無多，他的堂兄薛暮橋也已是一個75歲的老者了。而當年坐在角落裡充當筆記員的風華青年吳敬璉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開幕式上，為了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顧問的薛暮橋講了「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孫冶方當即接下話頭，提出還要「五不怕」——不怕批鬥，不怕罷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老婆離婚。接著他又說，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緊的還有，要給被批判者以說話的機會。話音一落，全場掌聲雷動。
這次會議的與會人數多達400位，讓大家歎息的是，20年一瞬息，討論的命題似乎還是從原地出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吳敬璉和周叔蓮、汪海波提交的論文是《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企業的自動調節》，他的觀點基本上延續了20年前張聞天、薛暮橋等人提出過的，當時又為孫冶方、馬洪等提倡的「對企業放權」的思想，強調企業在經濟上具有獨立性，要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建立企業之間的關係，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為企業之間的競賽設立「同一起跑線」。
他後來回憶說，在行文過程中，他斟字酌句，為了不越過依然存在的「雷池」，還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競爭」這個詞彙，而代之以「競賽」。
就當經濟學家們在無錫討論價值規律的時候，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卻正在發生著一場激烈的論戰，這是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場經濟政策大爭論。論戰在兩個「戰場」展開，一個是在改革派與計劃派之間，另一個是在改革派內部。
爭論的焦點是同一個：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經濟失控？
進入1979年之後，隨著改革鼓點的敲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包括職工提薪、獎金發放、安置就業、政策退賠、農產品提價以及擴大企業和地方財權等。這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與此同時，經濟的復甦帶動基礎建設的復興，各地的基建規模不斷擴大，漸漸到了預算無法控制的地步，據《中國經濟年鑒》披露的數據，1979年中央財政赤字170餘億元，1980年120餘億元。很快，社會上出現了物價普遍上漲的景象，到1980年年初，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
對此，一些計劃派人士開始攻擊市場取向的改革，認為物價上漲就因為政府提高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所以，必須重回統購統銷的管控路線，一旦放棄計劃，勢必天下大亂。
在這個問題上，改革派是有共識的。孫冶方抱病寫出3萬多字的《為什麼調整——調整中應該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解釋政府的開放政策是正確的，造成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在於調整農產品價格，而是因為基本建設戰線過長。他認為，要壓縮投資規模，必須嚴格控制銀行信貸，將現行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同時，他提出要嚴格地劃分擴大再生產與簡單再生產的界限，屬於追加投資部分的基本建設，要集中於中央和各省市來掌握，另外還要加強合同制，修建單位和承建單位必須簽訂詳細合同，然後嚴格執行，違者必須受到制裁，賠償一切經濟損失等等。
與孫冶方持相似觀點，並在第一線與計劃派交戰的是在計委經濟研究所任顧問的薛暮橋。
薛在個人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國家計委的一些做法：在經濟建設上，一再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高指標，超越國力，盲目擴大基本建設投資，在編製規劃時，憑空提出到1985年鋼產量要達到6000萬噸（後來到1985年實際達到4679萬噸）的高指標，以此為目標，提出要建設「十大鋼鐵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過高計劃，1978年基建投資一加再加，並且不顧外匯支付和國內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窩蜂地從國外引進成套設備，物資供應全面緊張，到處停電缺煤，財政也發生困難。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了。當時我和一些同志議論時曾經說，這不又在搞「大躍進」嗎？
薛暮橋的觀點是，必須下決心調整，從走過頭的地方退回來，堅決把6000萬噸鋼的高指標降下來，大大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努力把農業、輕工業搞上去，並調整重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他還對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過去總是說我國國民經濟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問題不少，問題不僅是搞得「太快」，而且是搞得「太徹底」了，使生產受到破壞，發展緩慢。革命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但過去有一種為革命而革命的傾向，認為革命越徹底越好，結果有時候破壞了生產。1979年7月，薛暮橋在中央黨校做了題為《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的報告，詳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在計委內部，反對薛暮橋的聲音很大。他們認為，發展重工業是客觀規律，重工業比例總是越來越大，農業越來越小，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基礎，提高積累才能提高生產增長速度。他們特別不能認同薛暮橋批評社會主義改造「太徹底」的看法，認為怎麼能批評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於是，計委的高層開始組織部署、準備材料批判薛暮橋。
薛暮橋的觀點得到了陳雲等人的認可。早在三年大災害之後的1962年和再度復出的1972年，陳雲就兩次提出過放緩重工業投資，加快與民生有關的「吃穿用計劃」的實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鋼鐵元帥」的最高層的反對。1979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陳雲出任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統管全國宏觀經濟，他們對薛暮橋的觀點表達了支持。1980年4月，中財委秘書長姚依林被派往國家計委接任主任，制止了對薛暮橋的批判，至此平息了計委的內部爭論。9月，新成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薛暮橋被任命為總幹事。
按理說，「改革派」在這場大論戰中取得了勝利，不過「改革派」內部卻在如何處理調整與改革的關係問題上發生了分歧。雙方的代表人物，一是當時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於光遠，一是薛暮橋。
於的觀點是，中國經濟結構扭曲的原因是體制，所以光是調整是沒有成效的，應該先改革體制。
1979年前後，於光遠發表了若干篇文章論述他的觀點，提出「中國正處在一個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時期，這種尋找合適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的科學研究，尤為重要」。那麼，到底應該建立怎樣的新體制？於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不過卻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唯生產力論」。他在《對待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態度》一文中寫到：「凡是最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我們就贊成，就支持；凡是雖能促進，但這種促進作用不大的，我們就不能那麼贊成，不能那麼去支持；凡是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我們就不贊成；凡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我們就堅決反對。只有持這樣的基本態度，才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我國的實現，這是任何社會裡都起作用的客觀規律。」
同時期，於光遠還寫了另一篇文章《談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認為「我們的經濟目標只應該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人民需要的最終產品，而不應該是其他別的東西」。此文先是在《財貿戰線》發表，於光遠覺得影響不夠大，便又交《經濟研究》重新登了一次。在說明為什麼要重登的附記中，他一口氣用了29個問號，其中不乏十分尖銳的問題，如：「以在可能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最終產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標，所依據的是什麼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規律？這個規律是否即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不顧這個規律，會受到一些怎樣的懲罰？」「怎樣看待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的問題？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為什麼對我國經濟帶來這麼大的損害？為什麼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提，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怎樣看待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指標的問題？」……
對于于光遠的這種觀點，薛暮橋明確表示反對。他在回憶錄中解釋說：「當時理論界有的同志認為應當把改革而不是調整放到首位，我認為這不是好主意。改革應當為經濟發展服務，它的每一個重大步驟都應當取得促進經濟正常發展的良好效果，否則容易遇到挫折。經濟穩定協調的發展，是改革順利推進的重要條件。」
綜合薛暮橋和於光遠的觀點可見，他們都反對僵化的計劃經濟，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一貫戰略，其分歧在於，薛暮橋認為應該「先調整，再改革」，只有首先調整了國民經濟才能為建立商品經濟的改革創造比較好的條件，於光遠的觀點則是「先改革，再調整」。
當時，決策層正在討論一個宏觀治理的「八字方針」，薛暮橋等人認為，治理的順序應該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而於光遠則認為應該是「改革、調整、整頓、提高」。於是，到底是「調整」還是「改革」放在第一位，雙方發生了爭論。因為觀點上的南轅北轍，於、薛之間一度鬧得頗不愉快。
在這場論戰中，晚一輩的吳敬璉有自己的看法。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他同意於光遠的觀點，而在調整問題上，他則認同薛暮橋。他認為，在當前投資過熱及物價上漲的時期，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宏觀經濟環境，體制改革很難向前推進，而只有調整了國民經濟才能創造這樣好的環境。不過，他還認為，調整應該在改革中進行，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一文中，他說：「即使在以調整為主的時期，也不能只強調集中，把什麼都管得死死的。事實上，在這個階段也需要審時度勢，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的體制改革。這種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不僅對於做好調整工作是必要的，對於做好將來條件具備時大改大革的準備，也是必要的。我們在當前的調整為主的時期進行改革的試驗，摸索到比較多的經驗，就可以制定一套比較好的全面改革方案，從而保證根本改革的順利進行。」
在這段論述中，吳敬璉其實表達了這樣幾層意思：第一，當前的重點工作是調整；第二，調整要靠改革的辦法來推進；第三，中國經濟必須進行大改大革；第四，我們迄今沒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吳敬璉回憶說，當顧准所說的時機終於來臨時，我們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卻是那麼的不足。人們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對於改革如何進行，用什麼樣的經濟體制來代替舊的經濟體制卻還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數人的思想還停留在採取某些放權讓利，在微觀層面進行小改小革的層次上。他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察，那就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決策層及理論界有一種論調，即高速度是改革的，低速度是保守的；放權是改革的，集權是保守的；不怕通貨膨脹是改革的，擔心通貨膨脹是保守的。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的時候，中國處在國貧民窮的嚴峻時刻，中央財政枯竭，物資極端短缺，城市工商業處於癱瘓境地，因此，絕大多數的執政者及學者都把精力集中於如何增產增收以及如何提高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上。人們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整體反思是不徹底的，甚至，很多人依然沉迷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所謂的「一五情結」。哈佛大學的德懷特·帕金斯教授便認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後果，並不是紅衛兵年代的無秩序造成的，而是長期遵循一個獨特的發展戰略並由戰略而產生的計劃和管理的質量所致。因此，要解決這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但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在10年之後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到2003年，吳敬璉在寫作《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時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寫道：「企圖以海量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我國經濟情況極度惡化以及巨大的財富乃至生命損失。然而，即使造成了這樣大的災禍，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卻始終沒有得到糾正。經濟增長主要倚靠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成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開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
在當時的現實和宏觀環境之下，人們不願意把體制這個「鐵鍋」一下子打破，只是希望在最小的震盪範圍內逐步地改變不合理的一切。也就是說，從一開始，中國就選擇了一條務實主義的、漸進改革的道路。
在這樣的時刻，人們需要一個改革的參照體，它不可能在體制全然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去尋找，而只可能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去發現。蘇聯式的道路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於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便成了唯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