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觀點引起了高層及理論界很大的興趣。它把按勞分配的原則，由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對應性直接推進到了國家與企業的層面，也就是產權擁有者與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命題之一。它體現了中國企業改革的一個主流探索命題，那就是：能否在不改變產權關係的前提下，通過利益分配的調整，提高經營者的積極性。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理論界在這個命題上的持續爭論將長達20年之久。
歷史仍然在堅定地向前邁進。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在全會召開前後，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中，全國300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其中，顧准在1980年2月9日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他和妻子汪璧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墓室裡。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命題，全會的決議中寫道：「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不久後，國務院宣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有關「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5個文件一併發佈，首鋼等企業的改革舉措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
那段時間，吳敬璉似乎又回到了10多年前，勤勉而充滿激情。
他的很多文章是與周叔蓮及汪海波合寫的，他們是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交往超過20年，性情相投，觀點近似。特別是周叔蓮，更是他最好的知交。他的女兒吳曉蓮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中回憶說：周叔蓮家住學部大院，離吳敬璉的母親家很近，週末吳敬璉去母親家時，他時常過來兩人一起討論。我和妹妹對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記得他跟我們說過話。我印象裡他是一個比我爸爸更有書獃子氣的人，一門心思就是經濟學，進了我們家的門，便目不斜視地到爸爸房間去，坐下來就開談。他們倆不面談的時候就通電話，那時候住家很少有電話，吳敬璉也只有在母親家的時候，才用那裡的電話，長時間與周叔蓮談他們的稿子。幾十年後，周叔叔跟我說，當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韻倩的辦公室裡跟吳敬璉通話的。週末辦公室裡沒人，他正好可以幾小時地跟吳敬璉討論。
吳曉蓮還回憶了父親當時創作的侷促情形——吳敬璉的寫作，多數是在我們北師大的家裡進行的。那時我們一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樓14平方米的房間裡，房裡的全部家當是：爸爸媽媽的雙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鋪，一張書桌，一張飯桌，兩張桌子間夾著鋼琴，鋪邊一隻五屜櫃，兩隻木凳，兩隻折疊凳，一把椅子和一個小馬扎。1976年後，我和妹妹開始學習文化啦！那對我們倒不一定是什麼值得興奮的事，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們從那時起，每天放學回家後就「霸佔」了家裡的兩張桌子。爸爸寫作的固定位置是雙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墊了一塊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盤，稿紙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馬扎上，勾著頭在那裡，寫出了一批按當時的標準來講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寫出了嚴重的頸椎病。奶奶最心疼他，當時就跟我說：「你爸爸整天在那兒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斷了。」
即便研究的條件是如此的狼狽，不過，「在床沿邊寫作」的吳敬璉仍然表現出了超出時代的勇氣和學術能力。從現存的文字資料可見，從一開始，吳敬璉就在兩個方向上思考和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一是經濟體制的變革，一是社會體制的變革，前者屬於技術層面，後者則帶有更強的思想和哲學意義，而這一風格無疑受到了顧准的影響。
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不久，決定組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和於光遠從全院徵調了三個不同業務方向的骨幹進行前期的籌備，其中包括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後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後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和經濟研究所的吳敬璉。在一次理論座談會上，吳敬璉和周叔蓮以《「四人幫」的封建實質》為題進行了發言。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出了很大的毛病，主要問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復活，「四人幫」在中國的出現，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必須從國民性的高度進行反思。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專制歷史的集權國家，農業社會主義意識根深蒂固，如果未經徹底的改造並接受現代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一有機會，就可能歪曲和醜化社會主義理想，演變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批判過的「封建社會主義」，他們的這個發言，得到了與會者和社科院領導的好評。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理論務虛會，這是「四人幫」被打倒後，中國理論界的第一次盛會，幾乎所有重要的理論家都受邀赴會。在這次會議上，吳敬璉做了一個長篇發言，講述他過去幾年對大寨的觀察與思考，對種種虛假現象進行了切實的揭露。他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在如此高端的會議上掀開大寨的「蓋子」。
事實也是，中央的理論務虛會是和各省的理論務虛會結合進行的，當北京的務虛會上揭發大賽問題的消息傳到太原，山西的務虛會馬上開了鍋。當時陳永貴仍在副總理的位子上，很多人替吳敬璉捏一把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吳敬璉說，「我當時並不擔心，因為，大寨問題的『蓋子』遲早會揭開」。
還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吳敬璉去南京調研，當地官員邀請他參觀在天王府舊址舉辦的一場太平天國展覽，一路看下去，讓他非常驚心。第二天，金陵大學的老同學請他在南京大學禮堂做一場報告，他由前日的參觀即興說起，太平天國起事是以「平等」相號召，但是建國之後卻嚴分尊卑，清軍包圍南京時，城內饑民無窮，局勢空前嚴峻，天國卻還建起了100多個王府，王爺們在那裡窮奢極欲。他因此推論說，農業社會主義發展下去一定就是封建社會主義。
他的這番言論很快惹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麻煩。回北京後，他寫了一篇題為《科學社會主義同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文章，說：「共產黨長期在農村環境中從事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鬥爭，同時，黨的隊伍中有相當數量的農民成分，他們很容易把平均主義混同於社會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再發生『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等『左』的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業社會主義和封建主義總是互為表裡。」這篇文章投給了《經濟研究》。
1981年第4期的《經濟研究》雜誌在印刷廠裡剛剛印出來，從社會科學院院部就傳來了南京方面「出事」的消息。原來南大兩位教員寫了一篇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文章，刊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結果受到北京的嚴厲批判，學報主編因此被撤職。據南大的兩位作者交待，他們寫那篇稿子，是受到了吳在南大禮堂講演的影響。一天，經濟所一位副所長找吳敬璉談話：一是院裡要銷毀這一期的《經濟研究》，二是勸他寫一篇文章參加對南大學報文章的批判。吳的回答是，「銷毀是雜誌社的權利，我沒法干涉，寫文章批判，不能從命」。這件事就尷尬地擰在那裡了，最後還是所長許滌新堅持說，雜誌已經印出來了，銷毀掉要浪費上萬塊錢，下不為例吧。就這樣，這場風波才不了了之。
在口述史中，吳敬璉回顧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時說，當時，他對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的雙向思考是並行的，甚至對後者的思考更多一點。然而，由於經濟改革的舉步維艱，眾多現實的、技術性問題層出不窮，讓他以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們都把精力漸漸放到了前者身上，關於專制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的討論基本上就停滯了。而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一度是新執政者在清算「四人幫」時最重要的理論武器，而一旦任務完成，便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國民性中有一個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當人們反抗一個暴政時，往往以推翻它為成功的終點，卻很少從制度上去思考和設計，如何防止它再度發生，這便造成了國家悲劇的循環式重演。
吳敬璉再次慎重地回到這個話題，已是在20多年後的200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