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日的一天，於光遠找到吳敬璉和周叔蓮說，我們應當做點什麼。
此時的於光遠正賦閒在家。自「四五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國務院研究室隨之解散，與鄧關係最密切的胡喬木、鄧力群和於光遠3人成了「待分配幹部」，每天只可以到一個專設的辦公室去看文件，無餘事可做。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裡，於光遠等人決定在經濟理論界發動一場「突擊戰」——召開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會。
「四人幫」被打倒後，1956年以後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中達到極致的「極左」思潮遠未被清除。由於「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影響，工廠中絕對平均主義盛行，「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幹活的不如搗蛋的」，嚴重影響經濟的恢復。當時，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要對「極左」路線撥亂反正還非常艱難。更為關鍵的是，鄧小平的再度復出仍面臨種種阻撓。因此，能否為他的復出創造一種「呼之欲出」的理論氛圍便相當重要。日後來看，於光遠等人選擇按勞分配——而不是價值規律——這個命題作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
首先，按勞分配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常識性原則，很容易被論證明白，獲得人們的共識和共鳴。其次，在「極左派」的眾多理論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義為準則的經濟路線最不得人心，無論是普通的工人或農民，都對「幹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的現象深惡痛絕。再者，按勞分配與價值規律有極強的關聯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進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當時，於光遠找來了馮蘭瑞、吳敬璉、周叔蓮等4人，日夜在辦公室裡秘密籌劃研討，後來他們戲稱這是「密謀於暗室」。據吳敬璉的回憶，於光遠是主導者，鄧力群有時也參與討論，胡喬木則沒有介入。有一次，他們正討論得熱烈時，胡喬木推門進來，問：「你們在幹什麼？」於光遠說明了意圖，並邀請他加入，沒想到胡搖搖頭，黯然地說，「一談起按勞分配就勾起我不愉快的回憶」，然後就離開了。吳敬璉不解，於光遠便說了一段往事。1958年，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張春橋的長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把按勞分配當做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來批判，提倡實行「共產主義供給制」。當時是毛澤東政治秘書兼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看到後，認為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便指示《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林韋組織文章進行批評。不料毛澤東看了張文後，大為讚賞，讓《人民日報》轉載，還親自寫了編者按２。這使得胡的處境極其困難，他多次寫檢討才得以過關，但是卻從此失去了寵信。因此，胡一聽到「按勞分配」這四個字就避之唯恐不及。
當時的政壇局勢可謂暗潮湧動，陰晴瞬變。
就在2月7日《人民日報》等報刊提出「兩個凡是」方針的半個多月後，2月25日，於光遠組織人員，在北京地區召開了按勞分配學術討論會。因為他沒有正式官職，所以，會議屬於民間行動，開會的地點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連發言集也是自己出錢打印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國家勞動總局、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都派員與會，不過它們均不是主辦機構。全國的報紙幾乎沒有予以報道，只有《人民日報》理論版發了一條不起眼的簡訊。然而，儘管如此，這個討論會還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應。在這次會議上，吳敬璉、周叔蓮等人是主要的論文遞交者和發言者。
３月10日至22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在講話中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提法，仍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認為「批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
4月，於光遠等繼續把按勞分配的討論推向深入。他們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有30多個單位、100多位理論工作者參加，大會發言者達十餘位。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聯名遞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幫」在按勞分配上的「左傾」思路，另一篇是從正面論證恢復獎金制度的必要性。
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將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升格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被任命為院長，鄧力群和於光遠為副院長。隨著這三位的重新出山，鄧小平的即將復出便成了眾人皆知的「秘密」。
6月，履新不久的於光遠等人召開第二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這次的參與單位多達100個，與會人員400多位。討論會的氣氛明顯比前兩次要活躍得多，會議安排了20多人發言，其間，不斷有人遞條子，爭取發言機會。吳敬璉選擇的發言主題是「物質刺激」，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個「理論禁區」。吳敬璉論證說，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一切社會行動，歸根到底是由物質原因所推動，表現為物質利益的生產關係決定所有的社會關係。因此，「四人幫」那種把「物質刺激」視為洪水猛獸的做法顯然是反動的。在他們的壓制下，不但人們失去了工作的動力，甚至連研究物質利益問題的經濟學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他的發言突破了工資、獎金等具體問題的範圍，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
就在這次會議舉行的一個月後，7月，在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上，因陳雲和葉劍英元帥等人的堅持，鄧小平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通過決議宣佈，持續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
10月底，第三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在北京舉行，參與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個單位、500多位專家和官員之外，還有23個省、市的130多個單位、300多人趕來參與討論，會議上的發言人多達100多位。周叔蓮、吳敬璉和汪海波遞交的論文是《論社會主義工資和它的具體形式》，提出為社會主義工資和獎金「恢復名譽」。如果說，很多與會者的發言是「表態性」的，那麼，吳敬璉等人的觀點則明顯更帶有可操作性。
由於光遠發起的這幾次按勞分配討論會，無疑是1977年中國經濟理論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後萬馬齊喑的黯淡局面，為日後的思想大解放鳴響了號角。
對中國思想界來說，真正的轉折性時刻出現在1978年5月11日。當天，《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新華社同日轉發，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中，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很快，圍繞著「真理檢驗標準」展開了一場全民性的大討論，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姿態建立起實踐主義的思想基礎，成為中國吹響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第一塊思想基石。它成為日後引導中國改革的實用主義，甚至功利主義思潮的起源。
在經濟理論界，沒有什麼經濟學命題比「按勞分配」更直觀地體現「實踐檢驗」的道理了。
這一年的10月25日，北京召開了第四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這既是對這一命題的進一步研討，更是以此來呼應如火如荼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因為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大會就分成了3個組，分別討論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問題、勞動報酬的形式問題、農村按勞分配及其形式的問題。吳敬璉等3人遞交的論文題為《深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若干問題》，其中提出了兩個與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一是怎樣使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企業的經營狀況緊密地聯繫起來，二是建議對企業領導幹部實行物質獎勵制度。
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提出了「自負盈虧」的原則——企業在遵守國家政策的前提下，完成國家計劃，特別是完成利潤計劃之後，企業勞動者集體應該分得一部分企業利潤，反之，企業勞動者集體也應承擔一定的物質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