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創作的一個女性人物，她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是她父親的玩偶，結婚以後又是她丈夫的玩偶，為了他們的幸福，她不惜犧牲自己，在經歷了一場家庭變故後，娜拉毅然摔門出走。在「五四運動」前後，青年思想領袖胡適提出「易卜生主義」，出走的娜拉成為中國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覺醒的典型，她被認定為「革命之天使，社會之警鐘」。到了1923年12月，魯迅在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做演講時，卻提出了一個讓人驚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這是一個深刻的提問——娜拉出走，意味著拋棄舊制度、舊秩序、舊文化；但出走之後怎麼辦，即意味著革「舊」之後怎樣建「新」，這個問題不解決，無論革命革得怎樣徹底，也不能說革命取得了成功。魯迅在演講中說：由於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娜拉出走以後「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在魯迅提出這個問題之後的半個世紀裡，「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它被掩蓋了起來。正是在息縣的荒蕪平原上，顧准重新將之拾起。他尖銳地提問：為什麼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革命成功之後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後」，中國又發生了幾乎是對一切人的「全面專政」？計劃經濟為什麼沒能讓中國人富起來？中國要建立怎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
顧准的提問，對於吳敬璉來說無異於驚雷在耳，它像「毒藥」一樣危險卻又充滿了新鮮感，他點出了吳敬璉幾年來苦思冥想卻沒有頭緒的核心問題。因為與外部世界的徹底隔絕，他們不知道的是，就在這時，反思蘇聯體制已成為全球政治和思想界最重大的命題。在西方思想界，英國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克·哈耶克和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等新自由主義學者先後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眾多著作，從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多個層面對計劃經濟體制和現代極權主義的來源進行了挖掘和批判。即使在蘇聯，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後，一些經濟學家也對蘇聯經濟體制提出了質疑，吳敬璉當年的老師畢爾曼此時成為了計劃經濟模式的重要批判者之一，1967年，他在《不可避免性》一文中寫道：「國家計委的工作人員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為什麼又能夠這樣做?所有這些都不取決於某個主管部門工作人員的覺悟和良心，而是經濟體制決定的……這種國民經濟最可怕的禍根，唯意志主義在經濟中的活躍，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員的習慣，也不是因為他們的頭腦死板和保守主義，而是因為蘇聯社會創造了適應於它的經濟體制。」在蘇聯經濟改革史上，畢爾曼是最早的計劃經濟制度質疑者之一。
顧准和吳敬璉對這些思想動態當然一無所知，他們完全是在一個黑暗的「箱子」裡，從問題的原點出發去尋找答案。一個讓人十分驚訝的事實是，當時的顧准已經放棄了對計劃經濟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決意從經濟制度以外去直接追擊問題的本源。他認為，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整理，然後再回過頭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就容易看得清楚一些。這樣的思想高度，顯然非當年的吳敬璉可以抵達，甚至超出了當時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局限性。譬如在經濟學領域，孫冶方、薛暮橋和於光遠等人在晚年突破了計劃經濟的框框，不過仍然在經濟制度的範疇內進行思考。而作為上述幾位的同輩經濟學家，顧准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已經意識到了更深層面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很多年後，他受到人們極大的尊重。
那麼，如此漫長而艱辛的「思想長征」應當從哪裡為起點呢？顧准的答案居然是：希臘。
理由是，顧、吳以前所學的蘇聯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和歷史書籍上說，希臘、羅馬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繼承來的，似乎公有制度總是與民主制度相聯繫，共產主義社會不外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復歸。據此，顧、吳試圖從這一理論的前提開始思考——希臘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它又是如何衍變的呢？
這樣的思想探索隱秘而頑強地持續了4年，一直到顧准去世為止，它徹底改變了吳敬璉的價值觀和學術立場。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著兩種不同的「血液」，一是來源於改良主義世家的變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盪出來的激進主義，它們水火不容，互為衝突，在一個天性溫和而倔強的軀體內激烈地對沖，每每使之陷入困頓和苦惱。而此時，國家的動盪、苦難的降臨以及顧准的出現，讓一種新的理性主義力量加入了進來。日後我們將看到，與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們相比，吳敬璉有更深重的人文主義情懷，更善於哲學思考，在獨立批判的立場上更傾向於社會法治秩序的重建，這種集批判與建構於一身的人格特徵，無疑和他的成長歷程有很大的關係。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吳敬璉很少談及勞改隊生活的艱苦，他的樂觀，固然是因為個性的倔強，然而更重要的則是因為他的靈魂早已飛翔在思想的世界裡。
從息縣到明港，他一直與顧准一起偷偷地苦思「娜拉出走之後」的問題，閱讀每一本找得到的書籍。按當時的紀律，「五七干校」的「戰士」除了《毛主席語錄》和《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6本馬列經典著作及其註釋與解說外，嚴禁閱讀任何圖書，他們卻對此置若罔聞。吳敬璉回憶說，他們有這樣的「特權」，不是因為軍宣隊的「法外開恩」，而是顧准巧妙鬥爭的結果。
顧准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還是國民黨年代為了紀念蔣介石壽辰所印的老版本，有一天他在翻閱時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現了，便被狠狠地訓誡了一頓，參謀嚴肅地批判他說：「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過了幾天，當著很多人的面，顧准拿了一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解說一書，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參謀當然答不上來，顧准乘機大大地教訓了他一頓，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不讀《聖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從此，軍宣隊的人領教了顧准的厲害，凡看到顧准在讀書，就繞著走，以免彼此尷尬。跟在顧准旁邊的吳敬璉也因此大沾其光，他們得以讀到不少所謂的「禁書」。
這時候的顧准，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會計學教授、上海市財稅局長，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他帶著吳敬璉一起，由希臘的城邦制度溯源而下，進而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歐美經濟變革史，試圖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同時，他們也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在中西思想的對比中尋找異同。
這種富有穿透力和強大時空坐標感的鑽研，讓顧准的思考力變得愈加尖利，他對諸多尋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來，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購得一本《天演論》，視為寶物，顧准拿來「粗讀一過，頗多感觸」，他的感觸是，「（此書）歸根到底，無非強調『人定勝天』一語，而於政治則為捨己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說，持其論，可以破民主個人主義，而歸於集體英雄主義，此集體英雄主義鋒芒所向。並非人事，特為自然。循是推論，則凡違此義者，都與人類本身之目的不合，而為人類之異己分子，階級鬥爭不可廢，且永不可廢，根據悉在此」。吳敬璉日後感慨道，在「文革」後期，《天演論》被重新推薦，從沒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構此中真意，顧准卻從中尖銳地看出了植根於國民精神深處的對專制的膜拜。
1971年8月，顧准以《十年來的蘇聯經濟》為題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極其笨拙的、悉索敝賦的以供軍備的那種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進而說：「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經濟體制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制度，用在軍費與基本工業擴展上的比例很大，用於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制還是會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來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制度。」
在顧准的引領下，吳敬璉的思想也日趨理性和深廣。他在研究希臘時發現，希臘在小亞細亞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制，竟先於本土，並且這些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與千年後的北美英屬殖民地很有類似之處。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假說：當初小亞細亞殖民地的希臘人多半是逃債者或者被放逐者，因此他們原有的等級從屬關係的繩索被切斷了，面對著強大的異族勢力，不得不以獨立平等的成員身份組成共同體。這種情況，是城邦民主制度發展成為政治制度的起源之一。顧准對這一解釋非常欣賞，認為頗有創見。吳敬璉對當時倡導的「崇法批儒」十分不以為然，他在研讀了《荀子》、《韓非子》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後，看到了「儒表法裡」的專制主義在中國千年政治思想中的源遠流長。
在一個又一個黯淡而漫長的勞改隊之夜，被專制的淤泥堵塞住的思想隧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儘管距離找到答案的時刻還如此遙遠，但是他們似乎已經摸索到了前行的方向。顧准曾經跟人說，與吳敬璉聊天是一種享受。吳敬璉則更是珍惜那段難忘的時光，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參與這種能夠啟發人思想的自由討論了，這種機會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得到，真是一種奇緣」。
由於手頭資料的極端缺乏，顧准和吳敬璉的研究看上去顯得非常不「專業」，也因此，後世學界對他們的這次思想探索有著不同的評價。
一些西方的華裔學者對此的學術價值表示懷疑，德國波鴻大學教授仲維光認為：「在學術思想領域中，顧准的那本書（指顧創作的《希臘城邦制度》一書）應該說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如果把顧准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裡的學界哭笑不得。他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臘城邦制，那就要去讀有關的原始文獻，和這方面專家的研究。顧准涉及的文獻都不過通俗讀物，對於治史和作學術研究的人，如果限於這些資料，那麼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完全進門。」
而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國內思想界則評價非常之高。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認為仲維光的評論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觸的所謂西方『學術鏈』為標準，貶低國內思想前驅的歷史地位」，是一種「知識傲慢」。他指出，顧准當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到與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可以對話的程度」，這是不容後人所任意「輕薄」的；而顧准所得的「知識」是「鼓面上的常識」，是「思想的常識」，它比經「學術訓練」而寫出來的「學術知識」更有價值和生命力。
從經學濟世的角度來看，朱論顯然更為公允。而對於吳敬璉來說，與顧准的這段朝夕推研，無疑有著清明開竅般的意義。
1971年9月13日，「文化大革命」中取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國境內。他的一批下屬相繼被捕。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在時隔22年之後重新回到了國際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訪問，一周後，《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長期尖銳敵對的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經過了幾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折騰，國民經濟陷入了極度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極左的江青、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只搞政治運動，完全不抓經濟，於是，被打倒的中央領導幹部們又被陸續召了回來。
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突變，吳敬璉們的勞改隊生涯也行將結束。到7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干預下，整個學部從明港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