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鄧季惺和同學吳淑英結伴離家到江南，先是進讀南京的暨南大學附中女生部，一年後，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大學預科。在這期間，她結識了吳淑英的弟弟吳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個長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國戰亂時，吳家遷至重慶，他的父親曾開辦江合煤炭公司。吳念椿此時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兩位花樣少年迅速陷入熱戀，吳念椿因為愛慕鄧友蘭，改名吳竹似，寓意「與蘭為友，似竹高潔」。一年多後的1925年年底，兩人結為伉儷。
1926年年底，吳竹似大學畢業，先是到重慶受聘於四川軍閥、有「四川王」之稱的劉湘所創辦的《大中華日報》，任編輯職。不久，鄧季惺也隨吳竹似回到重慶，她經吳玉章（當時擔任「左派」國民黨的蓮花池市黨部負責人）介紹去巴縣女中任訓育員。上任那一天，正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軍閥發動了對共產黨人的「三·三一」大屠殺，巴縣一時浸泡在血泊之中。鄧季惺親歷血腥場面，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她寫道：「我目睹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狀，心裡雖憎恨軍閥的殘暴，但同時也動搖起來，害怕革命的流血鬥爭。心想我既然沒有決死的心，也不跟反動派同流合污，那麼，不必要參加革命組織，只孤立地終身服務於社會，爭取社會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當正義的了。」在她看來，「治民一眾，不知法不可」，「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議；無法議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鄧季惺的這些改良主義思想與伯父鄧孝可一脈相承，她後來投身法律界和傳媒業，正是對此的實踐。
後來，吳、鄧兩人後又到了南京，吳竹似進了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1929年，他與同事陳銘德相約離職辦報，在劉湘的襄助下，9月9日，一份名叫《新民報》的報紙誕生了。這個報名有雙重來由，一是1905年創刊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正是在這份報紙的發刊詞中，孫中山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是梁啟超於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在此報的創刊號上，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發表了膾炙人口的長篇政論文《新民說》，強調「新民為今日第一急務」，提出「中國改革維新，必自新民始」，中國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皆有一種獨立精神」和「國民獨具之特質」，其內容包括國民的權利、義務、自由、平等紀律及公德、私德等公民意識。《新民說》一文被認為是現代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之作。吳竹似和陳銘德的《新民報》混雜了革命與改良的雙重基因，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中間獨立的姿態。
就在《新民報》創刊4個月後，1930年1月24日，吳敬璉出生了。這是吳鄧婚姻的第三個結晶，之前鄧季惺已育有兩女。這時，吳竹似的身體突然垮了，他患上了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病。為了療病，全家遷到北平靜養求醫，吳竹似住進白塔寺的中和醫院（1949年以後改名人民醫院），鄧季惺則插班進北平朝陽大學讀書——此校正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她選了法律專業。
1931年7月，吳竹似去世。時年，鄧季惺24歲，膝下三子，長女吳敬瑗5歲，次女吳敬瑜3歲，幼子吳敬璉1歲半。
正是在這淒風苦雨中，陳銘德（1897~1989年）戀上鄧季惺。1933年1月，陳鄧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禮堂結婚，前來道賀的來賓均拿到一張粉紅色的卡片，上有這對新婚夫婦的署名協議，內容是約法三章：一，婚後鄧季惺將繼續姓鄧；二，她的三個孩子將繼續姓吳；三，婚後實行分別財產制。這三條約定，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可以算得上是驚世駭俗。陳鄧恩愛一世，此後攜手共度56載春秋，而鄧季惺從來被叫做「鄧先生」，而非「陳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學士鄧季惺畢業，從留存至今的畢業照上可見，這真是一位美麗、智慧、堅忍的中國現代女性。晚年的吳敬璉說，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就是母親鄧季惺。從相貌上看，他繼承了母親東方式的鵝蛋臉型輪廓和精緻細薄的嘴唇。
鄧季惺精力旺盛，辦事井井有條，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見的行政幹才，而她對女性獨立和法治建設更是有著空前的熱情。大學畢業後，鄧季惺就攜子女回到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兩年，然後辭職掛牌當起了專職律師。當時的《新民報》報館設在南京的鬧市區新街口，一層和二層為編輯部，鄧季惺的律師事務所就在第三層，迎梯而上就是六個大大的黑體字——「鄧季惺大律師」。在這裡，她還和李德全（馮玉祥的夫人，新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部長、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曹孟君（王崑崙的夫人）、倪裴君（賀耀祖夫人）等人組織「婦女文化促進會」，提出要進行「女權運動」的實驗。她們創辦了「南京市第一托兒所」，鄧季惺自告奮勇當所長。她還在《新民報》上開辦了《新婦女週刊》，發表《婦女運動的時代性》、《婦女運動與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裡相當活躍、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動家。
1937年6月，在陳銘德的再三懇請下，鄧季惺正式加盟《新民報》，擔任掌管財務、發行、廣告和印刷業務的經理。很快，她以驚人的經營才幹讓這家中小型報館迅速壯大。在她的倡議下，7月，報館集資5萬元成立新民報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辦報」轉變為公司化運營。7月7日，北京發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新民報》隨國民政府內遷到重慶。由於鄧家有極深的四川淵源，加上鄧季惺長袖善舞，報紙事業蒸蒸日上，報社數次公募增資，重慶及成都比較著名的工商企業和銀行幾乎都參與投資。1941年，《新民報》增出晚報，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報和晚報，到抗戰後期，兩地《新民報》最高日發行量達10萬份，與《大公報》一時瑜亮，並列為後方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民營報紙。報社內英才雲集，如當時中國優秀的時政評論家趙超構，散文家張友鸞、張慧劍，及暢銷小說家張恨水、知名度極高的女記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結束。當月，鄧季惺就飛赴南京，緊接著轉抵上海和北平，籌辦復刊事宜。越年開春後，《新民報》在三地相繼發刊，至此，報系擁有五社八報，成為現代中國最大的民營報業集團，達到事業空前的巔峰。鄧季惺統領報館經營，如魚得水，成了中國百年報業史上無出其右的「女強人」，報社同仁有詩曰「百劍相隨惟一盾（鄧）」，可見其在報界的地位與威望。
上海版創刊時，鄧季惺親任總經理，在發刊詞中，她讓編者寫上了這麼一段話——「我們願意忠於國，忠於民，但是堅決不效忠於任何政治集團。」
很多年後，她對心愛的兒子吳敬璉說：「這自是我一生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