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論，是無足輕重的。它構成風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機緣而在這裡落地生根。朦朧的微光，沁涼的寒風，每一株花朵的閉合——這些並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對植物的思考宛若對每一個人生的描述。人們對自己的出生、國家和時代別無選擇，一切因果，其實就是命運而已。生命之絢麗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決於環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別無選擇的，而命則可以被改變，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換而言之，在現代文明史上，如果脫離了時代和國家的背景，任何一個人的經歷都是蒼白而沒有意義的。
很多年後，回望吳敬璉那充滿了動盪和戲劇性的人生，也許要從這樣的一個場景開始。
1903年，大清帝國風雨飄搖的時刻，一艘海輪從上海港緩緩駛向遙遠的日本橫濱。早在9年前，爆發於中日之間的一場甲午海戰讓中國這個老大帝國蒙受兩千年來最大的恥辱，從此，「一戰而人皆醒矣」，舉國青年為強國雪恥尋求出路，有的呼喚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學日」也成了當時最時尚的事情。就在這艘海輪上，兩位同樣來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識了，一個是34歲的鄧孝可，全國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慶森昌火柴廠老闆鄧徽績的大公子，另一個叫吳玉章，是來自四川省榮縣的25歲農家子弟。
因鄉音親切，兩人成了話語投機的好朋友，他們相約到了橫濱後，就一起去拜訪正流亡在那裡的維新立憲派領袖梁啟超。不過，到了橫濱碼頭後，他們卻分道揚鑣了，鄧孝可投奔梁啟超，成為梁最信任的愛將之一；而農家子弟吳玉章則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投身於推翻清帝國的民主革命事業中，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元老。鄧、吳都是熱血愛國青年，因階層身份迥異和理念不同而對改變國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擇。
鄧家是四川奉節的一個鄉紳望族，鄧徽績早年在家鄉開採煤礦，遠銷到漢口一帶。1889年，他遠渡日本經商，與人合辦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廠，兩年後，他把整個工廠搬到中國，在重慶建立森昌火柴廠，據《重慶開埠史》記載，這是長江中上游地區第一家近代民營工廠。到1894年，森昌與另一家聚昌火柴廠的工人人數達1200人，約佔全國火柴產業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資開辦寶華煤礦公司，此時的鄧家已儼然是四川省的一個工商大戶。鄧徽績生有兩子，長子鄧孝可熱衷政治，自日本返國後就組織議政社團，呼籲改良，是四川立憲派的領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憲運動」中，他當選為四川省咨議局（即當時的省議會）文牘部主事，還出任咨議局機關報《蜀報》的主筆。而次子鄧孝然則追隨父親，管理家業。
1903年，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准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鐵路幹線或支線，設立鐵路公司，從此拉開了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現全民入資辦鐵路的熱潮，甚至出現了「娟優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壯觀景象。四川紳商倡議修建川漢鐵路，鄧家積極入股，鄧孝然當選川漢鐵路公司的第一屆董事，鄧孝可則被選為法部主事。
時光流轉到1911年，清政府見鐵路投資獲利頗厚，便赫然轉變政策。該年5月，當時國內的第一大官商、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宣佈將已經民營化的粵漢、川漢鐵路收回國營。在股權回收方式上，明顯欺凌民股，政府只還給民間股東六成現銀，另四成是無息股票，也就是說，投資人不但沒有任何的投資收益，還將承擔四成的損失風險。「路權回收令」頒布後，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眾。川民組織保路同志會，宣誓「拚死破約保路」，參加者數以十萬計。鄧孝可與羅綸、蒲殿俊等人一起當選保路同志會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溫和改良立場，在《蜀報》上撰文《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十分激烈地寫道：「既奪我路，又奪我款，又不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萬萬人死盡，婦孺盡絕，雞犬無存或可耳！否則胡能忍者。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而今乃有盛宣懷如此橫蠻以迫壓我四川之人。」據記載，當時川人「得報展讀，涕泗橫流，且閱且哭」。
保路事態迅速惡化。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10人，槍殺數百請願群眾，下令解散保路同志會。被激怒的四川民眾揭竿而起，爆發了「同志軍」武裝起義，圍攻成都。清廷緊急抽調湖北新軍馳援四川，導致武漢空虛，10月10日，在同盟會的策動下，數百新軍發動起義，星火頓時燎原。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統治的辛亥革命。督辦湖北和四川鐵路國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資州被起事的新軍殺死，策動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會的吳玉章。
後來史家公認，鐵路國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發的「保路運動」，是清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議的官商盛宣懷被《清史稿》定為「誤國首惡」。
吳敬璉是鄧孝然的外孫，是這個改良世家的血脈延續。
民國建立後，保路有功的鄧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鹽政部部長，他著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場徵稅」、酌減稅率和自由販運等政策，被認為是近代鹽務管理早期現代化之第一人。他還追隨導師梁啟超籌備組建民主黨，繼續推動中國的「立憲運動」。然而，隨著袁世凱復辟等事件的發生，立憲改良思潮被人民拋棄，暴力革命漸成主流，鄧孝可和梁啟超相繼在中國政壇上被邊緣化。鄧孝可後來輾轉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當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時，他異常憤慨，要家人臂纏黑布，上寫白字：「誓雪國恥！不自由，毋寧死！」
隨著鄧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勢，鄧家的工商事業也日漸沒落。1918年前後，森昌火柴廠破產，鄧孝然先後又創辦過織布廠、造紙廠，但都失利。他還當過成都中國銀行的行長。後來，他北上去了東三省，在那裡開墾農場，還投機旗產，簡直算得上是「屢敗屢戰」，樂此不疲。晚年，他與兄長鄧孝可都舉家遷居北京，做起了養蜜蜂的生意。一開始盈利不錯，但很快大家一窩蜂地養蜜蜂，供給一多，價格就跌了下來。吳敬璉回憶，鄧孝然後來成了鄧家子女常開玩笑的對象，鄧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著喝蜂蜜水，喝多就煩了，便開玩笑說，如果蜂蜜能夠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後，鄧孝然鬱鬱而終。
鄧孝然生有十子，長女鄧友蘭，後更名鄧季惺，就是吳敬璉的母親。
鄧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現代教育，先在私塾讀書，14歲考入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該校教員中有惲代英、蕭楚女、張聞天等人，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元老。讀書期間，鄧季惺還與幾位相好的女同學結拜成了金蘭姐妹，其中兩位後來成了共產黨的領導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