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一段時間，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這一年的頭五個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國家機關係統開辦的各類公司達2萬家，其中很多是專門從事物資倒賣的「皮包公司」。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7月份，國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賣生產資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資主管部門搞的，「它們利用權力將國家定價的生產資料平價調出，而後投入市場，轉手高價賣出」。
《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價格管制而牟取私利的現象一直沒有杜絕。2005年，漢口火車站站長劉志祥被判刑，他把持「計劃配票權」，把大量緊俏車票指令分配給自己的合作者，然後加收「手續費」再投放市場，「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運期間加30元」。劉靠倒票及受賄，9年非法得4745萬元。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時說，「價格管制是天下最事與願違的政策」。跟塵埃飛揚的中國經濟同時的是，國際環境正在朝自由市場主義的方向快速地轉型。在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發表了《致命的自負》，在這部影響巨大的著作中，他認為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他系統地論證了計劃經濟的局限性，在題為《社會主義是個錯誤嗎？》的導論中，哈耶克寫道：「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這部作品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及時地提供了理論上的武器。
在這一年，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訪問中國，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弗裡德曼是當時國際最知名的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大師，在會談中，一向堅持自由市場的他極力主張中央政府應該放開價格管制，他認為中國的改革到了「最後的時刻」，香港《信報》引用他的觀點說，「不應該把放開價格與通貨膨脹混為一體，如果放開價格，僅是部分商品會漲價，在最初幾天，人們可能會感到痛苦，但很快會發現價格並不一定會輪番上漲」。在四川考察時，弗裡德曼對四川省長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省長請教說：「教授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糾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裡德曼聳聳肩，沒有回答。事後，一位經濟學家發表文章說，「我是有答案的，但我當時沒有說，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2001年4月，這位經濟學家在中山大學演講時承認，「弗裡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跟弗裡德曼等人一樣，想把「中國老鼠」的尾巴一次性砍掉的，還有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領導。他們顯然意識到，當前物價的不正常波動是計劃體制和價格雙軌制所造成的，要擺脫體制怪獸的纏繞，就要用非常的霹靂手段，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到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價格大師弗裡德曼的建議給了中央領導層理論上的依據，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基層企業職工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則讓中央倍感信心，那次調查的結果表明，75.3%的人讚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們生活水平暫時低一點也行」。於是，中央決定放開管制，取消物價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闖關行動是3月份從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開始的，當月，上海調整280個種類商品的零售價，這些商品大都屬於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漲價幅度在20%~30%之間。4月，國務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價格變動給職工適當補貼的方案。
5月19日，新華社發表通電，「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動，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這一調價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國。從5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弗裡德曼和鄧小平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一萬億元，2005年為1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卻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永久的經濟問題」。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實際的供求脫節，以電扇為例，當時全國有200多家電扇廠，年產量達3400萬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從兩年前開始，國內產銷就出現供大於求的狀況，電扇積壓非常嚴重，但是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裡的所有電扇均被一搶而空。在貴州、雲南等偏僻省份，人們甚至為了搶購毛線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物價上漲讓全國各個階層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學的教師因為物價飛漲，無法維持生計，公開在校園裡擺攤賣起了餛飩、麵包、雞蛋和冰棍。新華社在當年發表的一篇通訊中，不尋常地引用一位「部長級幹部」的話說，他家的保姆不敢去買菜，一花就是10元錢一張的大票子，看著眼暈。搶購風誘發通貨膨脹的同時，還造成了生產物資的空前緊張。5月份，上海市所有電廠存煤不足兩天，數十萬家企業奄奄一息，到任上海市長不久的朱基不得不做出一個保證上海煤炭供應的決定。8月28日，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證申請購買。
9月26日的美國《商業週刊》以《中國改革路上的彎路》為題報道說，「今天，中國的改革正在失控。為了應對危機，物價改革在上個月被凍結。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給中外投資者帶來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國目前正在進入緊急控制狀態，澳大利亞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旨在恢復消費者信心的地毯式運動……」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物價闖關」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開始調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此次失利，表現為商品搶購和物價飛漲，它對於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是負面的，但並沒有招致毀滅性的生產崩潰，然而它對全國民眾的改革熱情則是一次重大的挫敗，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價格雙軌制」下大發橫財的「官倒」更為痛恨，並由此產生了「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的印象。
由於受到闖關失利的影響，1988年的中國企業乏善可陳。以打破「鐵飯碗」而著名的步鑫生在這時已日薄西山，而河北馬勝利承包100家造紙廠的計劃虎頭蛇尾，到年中就出現了危險的信號。中國政府和民眾都從未見識過的經濟危機正在可怕地發生。4月，中國知名度最高的運動員、26歲的「體操王子」李寧在獲得了106枚金牌之後宣佈退役，他放棄了進大學、當教練、當官員的機會，南下廣東，出任李經緯的健力寶集團總經理特別助理，兩年後，他創辦廣東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並親任總經理，再過十年，「李寧牌」運動服跟耐克和阿迪達斯在中國市場上平分秋色，坐擁中國體育用品半壁江山。8月，全球最大的日化公司美國寶潔與廣州肥皂廠、香港李嘉誠的和記黃埔公司合資成立廣州寶潔有限公司。它在前幾年一直堅持在中國獨資辦廠，卻始終得不到准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