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一起在中南海聽取了這群青年人的匯報。張透露說，今年的中國改革到了一個關口，出現了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搶購風，農業、工業和商業，都面臨一系列的困難。中央決定，花三年時間搞治理整頓，怎麼改，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的改革，兩個是宏觀調控方面的，一個是企業制度，到底該怎麼看股份制，以及該不該推廣股份制，還有一個就是建立資本市場這件事。在這次匯報會上，中央領導首先關心的還不是如何建資本市場，而是該不該建。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呂東提出的問題便是，「公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與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股票上市有何區別？」另一些領導則關心，「公有制企業上市後，它的所有制性質會不會改變？」在當時，「姓『資』還是姓『社』」是所有經濟改革要回答的第一個是非題。為了回答，或者說「繞開」這個問題，高西慶們想出一個「集體股份制」的新名詞。這次匯報會，是中國籌建證券交易所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期間中央決策層與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搞證券交易所，「一是條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就在北京的高西慶和王波明為資本市場的籌建忙得不可開交的同時，在上海，另外一些人則已經捲起袖子幹了起來。年中，上海先後組建了三家證券公司，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後來轉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申銀、交通銀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萬國。前兩者受體制內管束較多，而股份制的萬國則天然地顯出它的優勢，其總經理名叫管金生，他後來有「證券教父」的名號。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個小山村的貧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獲商業管理和法學兩個碩士學位。畢業歸國後，在很長時間裡他無所事事，被派到上海黨校的一個「振興上海研究班」裡去「深造」。等到萬國證券創辦之際，41歲的管金生總算被挖掘了出來，出任這家擁有3500萬元股本金的證券公司總經理。萬國創辦，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國庫券。中國從1981年開始發行國債，按國際慣例稱為國庫券，在相當一段時期裡，由於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歡迎，國務院為此專門組建了國庫券推銷委員會，由財政部牽頭，國務院秘書長出任主任，人民銀行、國家計委、中宣部、軍委總後勤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等一起參與，陣容空前強大。
即便這樣，推銷國庫券還是每年的頭痛事——對那時的基層官員來說，天下有兩大「難事」，一是搞計劃生育，二是推銷國庫券。不少地方政府以黨性為號召，要求所有黨員和公務員必須購買，有的政府和企業索性在工資中強行攤派發放。到後來，很自然地出現了國庫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變相降價，來推銷積壓產品。由於各地的收購價格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黑市」。這些行為雖屬違法，但卻日漸蔓延，已成無法遏制之勢。到1988年3月，財政部被迫作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6月又開放了54個城市。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只有十多個人，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
有一次，他親自到福州去採購，一出手就吃進200萬元的國庫券，這些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的券額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滿了幾個大麻袋，他租了一輛汽車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兩個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在機場安檢入口，他好說歹說硬是沒有讓安檢人員打開旅行袋檢查，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他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三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如果說，雙碩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個商業高手的話，那麼，上海城裡一個姓楊的倉庫管理員則算得上是「天才」了。1988年4月，上海鐵合金廠的倉庫管理員楊懷定一氣之下辭職了。春節前後，廠裡倉庫丟了一噸多銅材，因為楊懷定的妻子承包的電線廠所用原料是銅材，所以他成了重點懷疑對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楊懷定沒有關係，不過，受了一肚子氣的他卻決定不幹了。
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樣文字裡。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在此前，國庫券的黑市交易早就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但是，在政策管制上卻還是違法的。半年前的1987年10月，上海還出過一個新聞，公安人員在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靜安營業部門口當場抓住了一家棉紡廠的青年工人趙德榮，當時他正以100︰71的價格倒賣國庫券，公安人員繳獲人民幣1800元和國庫券2000元，還從他家裡查出國庫券2.6萬元。不過如何處罰趙德榮卻成了問題，公安部門認定倒賣國庫券屬於投機倒把行為，而管投機倒把的工商局說，這種黑市交易都是在銀行的交易櫃檯門口進行的，銀行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不好管，銀行則說，我們只管門內，門外的事情我們管不了。趙德榮最後被沒收「贓款」，教育了一番就釋放出來了。
跟「觸霉頭」的小趙相比，半年後的楊懷定就要幸運得多了。他在看到報上的新聞後，第二天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只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000元。楊懷定收進的國庫券上有合肥銀行的標誌封條，他怕上海銀行看破其中的訣竅，進行銀行間互相調劑，便很有心機地撕掉封條，把編號弄亂，讓遲鈍的銀行摸不到他賺錢的法門。在隨後的一個月裡，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佔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早在1988年的秋天，楊懷定就已經結識了年長三歲的管金生，對國庫券異地套利的共同嗅覺讓他們成為上海灘上的「親密知己」。他在2002年寫的自述《做個百萬富翁》中，講到過當年的一個細節：1989年元旦剛過，管金生告訴楊懷定，他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串門，看到處長張寧桌子上壓著一份文件，內容是1988年國庫券準備在不久後上市。如果誰知道這個消息，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於是，楊百萬成了萬國證券的授權代表，拿了一台萬國的點鈔機，在海寧路1028號自己的辦公室內大張旗鼓地收購，短短時間內竟買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國庫券。管、楊的狂收行動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在某日趕到萬國突擊檢查，管金生想出了個絕招，把所有的國庫券從地下室的金庫轉移到自己的辦公室裡，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張寧來檢查，一無所獲而歸，萬國證券躲過一劫。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
暗潮湧動的資本故事，暫且告一段落。這是一個新的利益遊戲的開始，前景並未完全清晰，規則還在混沌之中。在很多年後，當人們回憶起1988年的時候，更多的會談論當年驚駭一時的「物價闖關」和席捲全國的「搶購風」。1988年的宏觀經濟再趨緊繃，三年多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列車再次駛入經濟週期的敏感地帶。隨著輕工產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更趨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價雙軌制在此時終於釋放出它所有的負面效應。早在上一年的4月，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了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分為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在9月份向國務院的報告中，它論定「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