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犧牲者名叫鄧韶深（又名鄧紹深）。1983年，鄧承包廣州市二輕機修廠，當時那是一個只有100人的虧損小廠，他從日本松下引進了國內第一條冰箱生產線，開始生產萬寶牌冰箱。由於起步最早，鄧韶深的工廠迅速崛起，萬寶冰箱一度達到全國冰箱40%的市場佔有率，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製造企業。到1988年，萬寶冰箱產能規模超過100萬台，年總產值10多億元，名列中國電子電器100強之首，全國所有企業綜合實力排名的第41位。而此時，張瑞敏的青島海爾才達到20萬台的規模。萬寶在產權上屬於廣州市二輕系統，是一家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在參照行政體系的級別序列中，鄧韶深是一個小小的「副處級幹部」。在快速成長後，鄧韶深希望在資本上對企業進行改造。於是，在他的四處奔波下，1988年初，國家體改委將之列為全國企業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試點集團之一，中央有關部門開始直接參與萬寶的發展戰略與產權改革事宜。矛盾就在這種變革中悄然萌芽。在萬寶冰箱形勢大好的情況下，廣州市二輕系統先就把一大堆「爛蘋果」一股腦兒地往鄧韶深身上推。
萬寶組建集團，先後吃下24家虧損的中小工廠，這些久轉不動的企業日日消耗萬寶的利潤和鄧韶深的精力。與此同時，企業內部的爭鬥日漸激烈，上級指派下來的黨委書記與鄧韶深不和，兩人對企業的發展戰略各持己見，前者無條件聽令主管部門的指揮，而鄧則有自己的一盤棋。他後來也承認，「當時萬寶的很多規劃及具體的經營決策，直接來自中央辦公廳和國家體改委，這給地方政府的感覺就是鄧韶深已經尾大不掉」。尾大於體，總歸有掉的一天。從表面上看，萬寶的悲劇是因產銷失衡而造成的。從6月開始，全國通貨膨脹加速，廣東跟國內所有地方一樣出現搶購潮，在萬寶廠門口等冰箱的車隊從生產車間一直排到了廠門外很遠的馬路上。上級部門找到鄧韶深，命令他盡快拿出三萬台冰箱投放廣州市場，以平抑日日見漲的家電物價。鄧韶深一方面下令車間三班輪產，日夜加班製造，同時又從其他地方緊急調撥冰箱，以解廣州之急。沒有料到，到1989年初，因為物價闖關失敗，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家電商品頓時陷入滯銷。鄧韶深向上級緊急報告，稱倉庫已經爆棚，流動資金嚴重積壓，萬寶需要停產整頓、檢修設備和消化庫存。
而上面則嚴斥他「影響領導決策」，要求萬寶繼續生產，「以備萬一」。就這樣，數億元資金積壓，現金鏈迅速斷裂。當上面也發現情況有點不妙的時候，他們又認定這是鄧韶深銷售不力所造成的。在黨委書記的決策下，企業改變原來的銷售方式，由之前的銷售公司統一經營，改為集團內部的冰箱製造廠「分級銷售」，於是，銷售體系和批零價格大亂。各地的經銷商乘機大量吃貨卻不付款，萬寶在短短時間內出現將近8億元的呆壞賬。1989年秋天，心灰意冷的鄧韶深不辭而別，遠赴加拿大閉門不回。就這樣，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第一個家電鉅子——萬寶電器一蹶不振。萬寶的殞落，看上去是經營不善所致，而其內在的矛盾糾葛無一不與體制有關。承包制所能激發的創造力在企業崛起之後就迅速地消退了，當鄧韶深想在產權清晰化的道路上繼續有所動作的時候，他選擇了一個非常冒險的方式——跳過現有的產權所有人，以改革試點為名，謀求更高行政部門的支持，他剛剛邁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的狙擊。在這一部中國企業史上，鄧式命運並非孤例。鄧韶深不辭而別，在當年被定性為「出逃」。
廣州市一位市長曾提出要通知國際刑警組織通緝鄧韶深，但因為要花費20萬美元，最後不了了之。新華社記者顧萬明曾經撰寫長文對此案進行報道，從他披露的材料看，對鄧韶深的指控都是一些猜測性的，如，萬寶先後引進三條冰箱生產線，耗資6000萬元，公司員工對此懷疑說，「按國外慣例，買方至少有5%~10%的佣金，鄧韶深為何不拿回來交公司呢？」此外，還傳言鄧與新加坡的一位袁老闆關係不同尋常、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等等。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位聲譽掃地的「出逃貪污犯」在五年後，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國內，他改名為鄧米高，在廣東一帶再次創業。他先是在從化縣開辦一家空調廠，三年後，因一筆3000萬元的貨款被騙，鄧米高傾家蕩產。工廠清盤後，已經年屆60歲的他受聘到惠州的樂華空調公司出任總經理，又兩年，因與董事會「磨合不了」，再轉到威力電器公司，負責空調項目的產銷。2002年，鄧米高在威力公司任上接受記者採訪，談及萬寶當年事，已是滿額皺紋的鄧稱，「那時說我出逃捲走幾千萬資金，後來審計結果出來了，我是清白的。」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那家曾睨視天下的萬寶電器已淪落成不值一提的二流工廠。
鄧韶深「出逃」，在華南企業界引起過一陣不小的騷動，很多人都認定他是東窗事敗，卷款潛逃，幾乎沒有人從體制的角度思考這起事件。十年後，跟他同一代的企業家，如健力寶的李經緯和科龍的潘寧，都無一例外地落入了同樣的命運陷阱。在當時的南方，跟身敗名裂、倒霉透頂的鄧韶深相比，深圳的王石要幸運得多。王石的萬科在1984年組建後，就與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摩擦不斷。在1985年，母公司想要從萬科賬上調走800萬美元，王石抵死不從，自此在萬科的控制權上，雙方就一直明爭暗鬥。1986年前後，深圳政府要在國營公司系統推行股份制試點，當時國營企業的日子還比較好過，很多人認為搞股份制設置董事會，又增加一個婆婆，所以沒有企業響應。只有王石自告奮勇，他意識到，「萬科正處在十字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個讓萬科能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而深特發對此則斷然拒絕，時任董事長對王石說：「你就是孫悟空也跳不出我如來佛的手心。」王石對人感慨地說：「萬科不是孫悟空，卻感到一隻無形的手掌攤在下面，隨時可能收攏。」角力從此開始。王石通過朋友介紹，結識了深圳政府領導的秘書們，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不定期約見王石，用王石的話說，「這種安排完全避開上級主管公司、政府有關部門，屬於市委書記的秘密渠道，有點地下工作的味道。」到1988年，萬科的股份制試點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當深特發得悉市政府準備下文同意萬科股改方案時，派了一個請願小組到市府辦公廳，強烈要求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權干涉企業內部的正常管理」。辦公廳只好暫停同意萬科股改文件。倔強的王石只好鋌而走險，直接向李灝告狀。他記錄當時景象：市委書記的辦公室很小，李灝坐在辦公桌後面，手握一支毛筆，邊聽匯報邊練習書法。聽王石倒完苦水，他把筆一擱，一字一頓地說：「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們年輕人不要急躁，要沉住氣，困難越大，就越是要注意方法和策略。」在李灝的暗中支持下，萬科的股改方案在被擱置一個月後終獲通過。
12月，萬科發行股票2800萬股，每股一元，當時萬科的淨資產僅為1324萬元。王石親自帶隊上街推銷股票，他在深圳的鬧市區擺攤設點，走街串巷，對居民區進行地毯式搜索，有幾次甚至跑到菜市場裡和大白菜擺在一起叫賣。他還請工商局幫忙，由個體協會出面邀請個體戶開會，王石在會上反覆宣傳股票發行的意義和股票的投資價值，台下的人聽得不耐煩了，便站起來大聲說，「不用講這麼多了，該攤多少我們就捐多少吧」。一年多後深圳股市開張，萬科以0002號正式上市。商業作家王安在《股爺，您上座》一書中感慨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要麼死去，要麼免費。」事實是，倒霉的萬寶「死去」，幸運的萬科「免費」。王石與深特發的抗爭還將繼續12年，一直到2000年8月10日，在王石的妙手運作下，深特發同意將所持萬科股份轉讓給中國華潤總公司，這場「母子斗」才算告一段落。在第二天上午8點，王石在網上發貼寫道：「在第十六個年頭，萬科總算徹底脫離深特發。本來一肚子的牢騷，在脫離的昨天卻瞬時消失全無。回想風風雨雨，面對深特發大廈，默念著：再見了，老東家。」
從1984年起，到1988年前後，全國各地像萬科這樣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企業並不在少數，《經濟參考報》的報道稱「全國已經有6000家企業實行了股份制」，它們的初衷與日後的資本市場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主要是為了解決企業資金短缺的難題。關於哪只股票是「新中國第一股」，一直存在爭議，其中參與競爭的有：1980年12月成都工業展銷信託公司發行的股票；1983年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的股金證；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定期三年股票；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公司發行的股票。因為鄧小平將一張飛樂股票贈送給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約翰·范爾森，所以，它的認可度最高。
飛樂股票實行的是「保本保息，自願認購，自由退股」的原則，股票分為集體股和個人股，股息率分別相當於企業一年定期存款和一年期儲蓄存款的利率，與真正意義上的股票還有一定的差距。當時，大型國營企業從銀行貸款能夠獲得優先，集體企業要困難一點，鄉鎮企業則沒有可能，於是，首先獲准發行債券的都是一些經營困難的、沒有辦法從銀行貸款的國營企業，以及與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發展情況較好的集體及鄉鎮企業。這些債券的發行金額都不大，上海有1548家中小企業發行了債券，總金額只有2.4億元，向社會公開發行的只有飛樂和延中兩家，金額也只有500萬元。這兩家企業在上海均為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公司，前者是一家股本只有50萬元的製造低檔音響的小工廠，後者則更加微不足道。
在那幾年，上海的就業壓力很大，很多街道便組織返城待業青年、家庭婦女以及殘疾人創辦了服務社區的小食品店、電器維修店及理髮店等等，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便是靜安區政府為了管理這些「裡弄生產組」而組成的一個管理機構，它的註冊股本也只有50萬元。誰也沒有想到，正因為早走了幾年，它們後來竟名聲大噪，宛若上海公司的標桿。在普通的市民中，股票、債券也完全是新玩意兒，敢於下水一試的人沒有幾個。1986年，上海工商銀行開設了全國第一個股票櫃檯，當日賣出延中和飛樂股票1700股，後來每天交易維持在30股左右，近乎於「死市」；1988年，深發展和萬科先後在深圳上市交易，也是日日無人問津，像兩條懶洋洋的熱帶魚。美國《舊金山觀察家》記者法蘭辛·佈雷維提說，「吹噓得很厲害的上海股票市場實際上是一個不確切的錯誤名詞。大約有140家本地企業已發行了股票，然而只有兩家企業被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市出售。」很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規範化的資本市場，那些發行了股票和債券的企業無非是向一群陌生人借到了一筆錢而已。
1988年8月，36歲的華爾街馬基羅斯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高西慶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王波明相約從紐約回到北京。沒有人請他們回來，對國家建設的熱情是唯一的動力，他們回國的目標是：籌建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兩人約定，回國後干五年，如果幹不成事，一個去修自行車，一個去賣包子。他們很快在國內找到了同道。在那個夏天，這群30多歲、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女處長李青原的家裡熱烈地討論。李家在北京城西的靈鏡胡同，院子裡有一棵柿子樹，大家常常在樹下爭吵建立證券交易所的細節。柿子樹的葉子很茂盛，到了盛夏就會開出一朵朵的小花，接著結出星星般的青果子。高西慶開玩笑說，以後交易所起來了，這棵樹就和美國那棵樹一樣有名了。美國的那棵樹在曼哈頓，1792年，紐約24個股票經紀人聚在一棵梧桐樹下決定成立一個新的股票市場，至今紐交所樓前還立著一塊銅牌：「這個買賣證券的中心市場，1792年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樹下的商人所建。」高西慶們寫出了一份《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這是第一份系統闡述中國股票市場的建設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