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有的體制越來越無法適應，然而政策上的改變卻遲遲不至，於是，對現行法律的違背與穿越變成改革者不得不為之的冒險行為。跟方培林的錢莊相似，一種被稱為「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活動便悄悄地在溫州各鄉村開展了起來。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每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性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資料顯示，在1984年前後的溫州，以這種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三億元，成為當地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當時幾乎所有的業主都從「抬會」中借貸或出貸過資金。曾經因為替美國海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聞名一時的金鄉徽章廠廠長陳加樞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萬元。」由於缺乏法律的保護與規範，「抬會」的運作純靠鄉親間的個人信用保證，在平常時刻並無太大風險，然而到了經濟快速成長和資金供求失衡的時候，就會引發意外的事件。1986年，國內經濟趨熱，資金渴求陡然增大，常規的信貸效益無法滿足越來越大的借貸需求，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資，先是小心嘗試，再是大膽擴展，很快，一種新的近乎瘋狂的金錢遊戲開幕了。
當時溫州抬會的規矩是這樣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12個月，計10.8萬元；從第十三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動，一個會期為100個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須發展22個會員，到第十二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十八個月，就要發展20883個會員。誘人的投資，高額的回報，讓抬會的會主們成了鄉親眼中的財神，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狂熱和隨眾心態的集體驅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燒了起來。
蒼南一個叫葉三鳳的婦女每月可淨收入120萬元，在樂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會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人，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九縣兩區有30萬人捲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效益比，自然造成抬會以呈幾何級數的增速發展新會員作為其得以支撐下去的唯一手段。在當時，最瘋狂的會員發展方式是所謂的「短會」：入會交1.2萬元，第二個月就還給會員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本息兩清。會主雖然要虧損6000元，但可以此來引誘更多的人入會。在抬會極盛時，當地官員幾乎全數捲入其中，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官會，此會專為官員而設，入會不必交款，而是先領款，三個月後再少量返回。這種會分10萬元、5萬元和1萬元三種，視幹部大小而定。
這個瘋狂的遊戲在政府完全失效管理的情形下進行了一年多，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出現斷裂的跡象，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很快，形勢急轉直下，極度的亢奮即刻轉為極度的恐慌，抬會體系瞬間雪崩。整個秋天，溫州地區陷入空前的混亂，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衝向會主的家。蒼南幾十個討債者拿著炸藥包趕到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位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綁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焊燒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做人質抓走。短短三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政府在這時候才如夢方醒，他們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李啟峰、鄭樂芬等人最後以投機倒把的罪名被判處死刑。抬會風波以十分血腥而猙獰的方式留存了中國現代改革史上的一個片斷。
它表明，當一項公共需求無法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滿足的時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瘋狂的集體舉動。其後十多年的事實是，溫州人在民間金融上的試驗一直沒有停止過，就在1986年的11月1日，一個叫楊嘉興的人集資31.8萬元，創辦了全國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是溫州市城區的另一個稱呼。六天後，又一個叫蘇方中的傢俱廠廠長創辦了由他私人獨資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他用自己的傢俱商標來命名這個新生兒——東風信用社。由於缺乏法律上的明文支持，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命運如偷生私生的產物，日日危如卵累，時時面臨被取締和制裁的可能。在1986年，溫州抬會雖然轟動一時，不過其涉及面並未超出浙南地區。在今後，因金融管控政策的含糊與搖擺性，在北京、南京等地還將爆發更為驚人的融資風波。2000年初，國務院再次進行金融秩序的整頓和清理，浙南和廣東地區的民間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一一遭遇整治，或被取締，或被強行併入國營的農村信用聯社，廣東共有2000多家民間金融機構被關停並轉，當年2月，蘇方中被警方通緝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眾存款罪及詐騙罪。
在1986年的第一期《時代》週刊上，鄧小平再次成為封面人物，他繼1978年之後第二次被評為「年度人物」。在上一年的10月，《時代》派出一個採訪團對中國進行了五天的採訪，其中與鄧小平本人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採訪，它以「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為題，用幾乎半本雜誌的龐大篇幅對發展中的中國進行全方位掃瞄。週刊高級撰稿人喬治·丘奇寫道：「僅僅隔幾年重訪中國的外國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豐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場，農村如雨後春筍般蓋起來的整潔小屋和充滿生機的鄉村工業，這些都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東道主所沒有見到過的。」在這篇報道中，鄧小平被認定是「一位徹底的務實主義者，向來不太注重名稱，他的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一個樸實的比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週刊承認，中國已經解決了糧食問題，農民以承包制的方式被解放了出來，通過創辦特區和優惠政策，越來越多的外資公司也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城市改革和國營企業的改革已經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11月，紐約證交所主席約翰·范爾森訪華，他贈給鄧小平一枚精美的證章——紐約證交所所徽。作為回贈，鄧小平選中的禮物是新中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一張編號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飛樂股票。鄧小平告訴他，這只股票的資本金是165萬元，發行了3.3萬股，他是唯一的外國股東。范爾森高興地說：「我很榮幸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第一個美國股東。」這張飛樂股票後來一直被收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陳列室裡。在此前的一年，中國的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場，即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已於1985年12月31日正式開張了，當時僅允許現貨交易。事實上，在更早的時候，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企業已經嘗試著向公眾出售股票了，廣東的幸福音響、北京的天橋百貨和上海的飛樂音響相繼發售了自己的股票。這當然只是一些實驗性的舉措，資本市場的真正活躍還要再等若干年。
1986年，可以被紀念的事情很多，美國自由女神建成100週年，德國人發明汽車100週年，全世界各地都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1月28日，美國太空飛船「挑戰者」號升空，這是人類第一次用電視直播飛船升空現場，數億人無比吃驚地目睹了「挑戰者」號的意外爆炸，美國總統在隨後的演講中堅定地說，「在冒險擴大人類活動領域的過程中，這類痛苦事件在所難免，可是未來不屬於怯懦者，未來屬於勇者。」三個月後，蘇聯的核電站發生洩漏事件。在商業史上，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必須被記錄。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公司，美國人除了在高科技產業上尋找對策之外，還在貨幣政策上發起了凌厲的反擊，他們聯合西方七國財政部長，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這個行動從1985年開始，第一次宣佈美元對日元貶值25%，在1986年初的幾個月裡又讓日元升值40%，到1988年，升值達86%，最終形成了「超級日元」泡沫。
驕傲自滿的日本人不知就裡，因貨幣的升值而雀躍不已，在未來的數年內，日本政府和公司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收購美國公司。從這一年起到1992年，日本人認購了一半以上的美國國債，還購買了價值720億美元的美國房地產。正當他們雄心勃勃地炫示要「購買整個美國」的同時，泡沫日漸生大，危機如幽靈般地躡足而至。傳奇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發表《變化了的世界經濟》，他預言：經濟的內在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給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難以克服的困難。他指出，第一，知識和資本正在加速取代體力勞動者，發展中國家所依賴的一個主要優勢——勞動力豐富和價格便宜將會逐步喪失；第二，工業生產從基本上屬於勞動密集型轉向一開始就是知識密集型，譬如在半導體芯片和藥品製造中，勞動力的成本分別只佔到12%和少於10%；第三，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正在取代以物質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中心，這就要求一國的國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德魯克的這些論斷在1986年的中國還幾乎沒有人聽到，或者說，即便在耳邊大聲朗誦也不會引起任何的關注。中國的企業還距離這位管理大師的話很遠很遠。
1986年，中國首次宣佈允許私人擁有汽車（有趣的是，也是在這一年，蘇聯宣佈出租車可以由私人來經營，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在同時開始了市場化的試驗，儘管後來它們選擇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但那時的私家車很少是用來消費的，購買者多是用來跑運輸或當出租車使用。11月，上海第一輛「Z」字私人自備車牌照代碼0001號誕生，隨後，私家車開始在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及長春、重慶等擁有轎車生產廠的城市湧現。人們開始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怎麼賺錢上，一些新奇的行業出現了。用信件來往是當時人們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而這一年，很多人收到信件時會發現貼在上面的郵票不翼而飛了。在重慶、上海等城市，倒賣和炒作郵票正成為一門新興的生意。在很多城市郵政局的門外面，形成了一個郵票交易的集市，一張1980年發行的8分錢猴票，可以叫賣到25元，短短六年增值300多倍，這些郵票的炒作者很快將成為另一種票券——股票的主力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日後將風雲一時的人物也在這一年開始了他們的商業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