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史來賀、魯冠球們作為一股新的勢力崛起於田野的時候，這同時預示著中國企業成長的新主流已經展現出它的風采。2月，中國最知名的社會學家、76歲的費孝通悄悄來到了偏遠的溫州。50年前，這位自幼體弱的燕京大學畢業生回家鄉吳江養病，他進行了20多次的田野調研，寫出了《江村經濟》，這本小冊子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巔峰之作。他對溫州感興趣，是因為看到了一篇報道。在上一年的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的頭版發表了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附發的評論首次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溫州模式」。也是從此開始，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與私人經濟的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公司的兩大成長模型。一直對家鄉——蘇南農村頗為熟悉的費孝通對傳說中的「溫州模式」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汽車駛進金華以南地區，只見公路兩旁不時出現一塊塊木牌，上書『貨運溫州』、『活躍山東』等字樣，這是我在江蘇未曾見過的新鮮事。」費孝通在後來的文章中寫下了他對溫州的第一個印象，那條國道線是當時國內最繁忙也是最危險的公路，翻車死人事件每天都在發生。跟集體企業為主力的蘇南相比，溫州的基層政府要寒酸得多，沒有高檔接待室，也沒有暖氣設備，費孝通一行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裡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他雖然穿著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不過，在溫州看到的景象還是讓這個睿智的老人很興奮。在當時國內，對溫州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於耳，「八大王事件」的餘波仍在蕩漾。而開明的費孝通則認為，「用割的辦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還會長出來。」他撰寫的長篇調研報告《溫州行》在10月份的《望》雜誌刊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位老人後來又三赴溫州，每次都寫下長文。《人民日報》記者孟曉雲也在這時到了溫州，她寫了新聞報道《市場篇》。在新聞的一開篇，她就用了一個頗有寓意的情景：「傍晚，過了6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鄉鎮企業最讓人驚奇的地方是，它們是怎麼從幾乎空白的狀態中突然發展起來的。在那些農村，沒有工業化的基礎，沒有原材料，沒有技術，沒有熟練的工人，甚至連銷售的渠道也沒有。這些一無所有的農民是怎麼佔有市場，並擊敗裝備精良（至少有設備、有工人，還受到國家政策上的支持）的國營企業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他們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國營企業那裡「借」來的，他們的很多設備是國營企業淘汰下來的，他們的技術是城市裡的工程師在週末偷偷下鄉傳授的，他們的工人有不少在國營企業裡受過最基礎的培訓，而他們的市場往往是國營企業不屑做的。這就是「創世紀」的狀態，鄉鎮企業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農民創業者比城裡的廠長們更熱愛他們的企業，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業」。這種態勢到1986年已經發展得非常清晰，跟魯冠球們的方興未艾相比，國營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乏力，已經日漸成為一個很難逆轉的事實。在這一年的報紙新聞上，出現最為頻繁的字眼是「聯營」。
那些城市外的泥腿子們衝進了城裡，他們以極低的價格買走了國營工廠裡閒置的機器設備，它們被搬進粗粗建成、還沒有粉刷過的廠房裡，日以繼夜地隆隆作響——與此相似的是，那些能夠得到國家貸款支持的國營工廠正在大量購買先進的外國設備。越來越多的工程師接受農民廠長們的私下聘用，一到週末就坐上停在家門口的小汽車捲著圖紙到鄉下去上班了，而更受歡迎的方式是，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達成聯營的協議，這樣就可以用少量的資金獲得後者的技術援助，以及使用那些培植了很多年的知名品牌。在江浙一帶流傳著一個關於「星期日工程師」的故事。1986年，浙江省蕭山縣一個叫徐傳化的農民創辦了一家生產液體皂的化工廠，他請了杭州國營大廠裡的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後者經常在液體皂加工的最後一道程序時讓徐家父子走開，獨自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結的液體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幾口大缸裡的液體皂生產過程。在支付了幾年技術服務費後，徐傳化決定花2000塊錢買下那個神秘配方。
在付了錢後，技術員告訴他，那包白色粉末其實就是鹽。傳化集團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印染助劑生產企業之一。3月28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稱，廣西玉林縣一家自行車廠與上海自行車三廠聯營，生產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鳳凰」牌自行車。除了玉林的那個工廠之外，「鳳凰」這個品牌還被同時賣給了浙江紹興一帶的鄉鎮企業。4月份的一篇報道則稱，江蘇無錫地區的數百家鄉鎮企業以聯營的方式獲得了生機，國營企業幫助他們培訓技術工人、調試設備和進行產品研發、協助籌措外匯、提供品牌支援。在河北、山東等很多地方出現了「經濟聯合體」，國營企業把自己的一些業務以承包或聯營的方式轉包給鄉鎮企業，以此形成聯盟的格局。這種在前些年還屬於禁止的行為突然受到了鼓勵，它被認為是一種雙贏的策略，通過聯營，國營企業得以降低成本，甚至通過品牌的有償使用直接獲得利益。而對鄉鎮企業來說，則得到了市場的准入，以及人才、品牌、技術等方面的援助。
尤其重要的是，聯營的方式還繞開了國家政策上的很多管制，聯營廠可以得到國家的戰略物資，進入原先被禁止的行業，甚至以國營企業的身份對外開展各種業務。聯營被看成是國營企業獲得活力的一個新藥方，在這一年，政府對聯營的熱衷讓人吃驚。遼寧省省委書記全樹仁在報紙上提出要「破思想阻力，促橫向聯合」，他批評某些國營企業「熱衷於自成體系，在聯營中存戒心，留後手；缺乏戰略眼光，把聯合當成權宜之計；爭當龍頭，不甘做配角；怕自己的權和利聯小了」。這種聲音對聯營的大規模嘗試起到了強勁的推進作用。在很多地方，聯營企業的多少成為企業改革是否有進展的一個政治性指標。事後表明，這種支援和聯營，是沿海一帶鄉鎮企業獲得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國營企業在聯營中所獲得的效應最終被證明只是暫時有效的，而靈活的民間企業則從這個體量龐大而體制僵硬的「大笨象」身上汲取了無盡的「血液」。數年之後，聯營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而被掏得資源一空的國營企業則更加贏弱不堪，於是，將很快出現「兒子吃掉老子」的現象。
日後成為全國炊具用品龍頭企業的蘇泊爾公司便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瀋陽雙喜壓力鍋廠在1964年生產出中國第一口壓力鍋，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專業工廠。1986年前後，浙江省玉環縣一個叫蘇增福的農機廠廠長北上找到雙喜廠，用盡關係、費盡口舌，終於成為雙喜的聯營企業之一。蘇增福回憶說：「當時很難，但正是雙喜廠給了我們機遇。做配件掙了點錢，幾年後，我們開始做壓力鍋。」他生產的壓力鍋以雙喜牌的名義銷售，很快，銷量大大超過瀋陽廠。到1993年，母廠一年就要從蘇增福手中賺走500萬元的品牌使用費，居然已超過它自身的產銷利潤。「子比母大」的結果是，雙方日漸反目成仇，蘇增福決定甩掉雙喜，自創「蘇泊爾」，到1999年，它已搶走雙喜的大部分市場份額，市場佔有率超過48%，蘇增福笑言：「我這跑龍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個名角兒。」蘇泊爾與雙喜的此起彼伏，是很多聯營公司共同的命運軌跡。從零部件配套，到整機委託生產，再到品牌租用，最後被當做用過的「藥渣」一樣廢棄在一邊，國營企業在聯營中由主動而變被動，步步後退，漸落下風，最終讓出整個市場，從經營戰略上，倒很像是「飲鳩止渴」。
鄉鎮企業在與國營企業的交手中，幾乎每戰必勝，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成長一帆風順，相反，由於沒有國家政策的任何扶持，他們將歷經無窮的磨難。費孝通走馬溫州，他當時的政治身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自然被當地的幹部們簇擁而行，看到的均為蓬勃的表層現象，其實，就在他行走溫州的同時，一個名為「抬會」的地下金融遊戲正狂熱地在這片被金錢激活的土地上演出著。「抬會」是浙江南部對民間融資活動的一種稱呼。80年代初期，溫州民間企業已經十分發達，對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蒼南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根據方培林後來的回憶，為了尋找政策上的依據，他四處翻尋中央文件，結果在當時中共中央（84）一號文件中發現了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發性事業……」方理所當然地認為，「集資如果合法的話，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錢莊是在9月29日開張的，方培林在門上貼出一張比銀行更為優惠也更為靈活的存貸表：長期存款月息1.2%，三個月以上結算；臨時存款月息1%，隨時存取；貸出款項月息2%，視情況而定。他的錢莊開到第二天，當地的農業銀行就上門查封，方培林只好把招牌摘下來，日後他自嘲地說：「新中國的第一家私營錢莊其實只見過一天的陽光。」錢莊被查封，從此，溫州的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國內銀行均不得對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私人業主無法從合法的渠道獲得資金支持，又不可開辦民間錢莊，資金短缺成了一個十分尖銳的難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方培林的錢莊業務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得到當地鎮政府的默許，可以在本地區內大膽地從事金融服務，而在另一方面，卻始終得不到上級銀行的認可，在法律上處於非法狀態。方培林為了獲取正式的身份，後來還多次向上級政府發出請求。1986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試探性地給總行寫了一份報告，11月7日，由當時行長劉鴻儒簽字的電傳回復：對於私人錢莊，請按國務院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