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元慶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了，他沒有等學校給他分配單位，就跑進了中關村，那裡已經出現了100多家開發性公司，《人民日報》將之描述成「電子一條街」和「中國的硅谷」，楊元慶加入了柳傳志的「部隊」，後者正熱火朝天地推銷倪光南發明的中文電腦。榮智健加入中信泰富，此時的中信已經成為一家正部級的大公司，它被特許賦予自主審批進口項目的權利，這在當時幾乎就是一種無上的特權。在烏魯木齊，一位名叫唐萬新的高考落榜生用僅有的400元錢創辦了「朋友」彩印店。儘管做萬元戶和經商下海已經成為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儘管比基尼和奔馳也相繼在這一年進入了中國，但是它還是一個屬於詩人和歌者的年代。一種叫「朦朧詩」的新詩體受到大學生們的熱愛，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的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等走到了前台，他們的詩歌被集結在一起出版，由北京大學教授謝冕選編的這本詩集風靡全國大學。尼采和存在主義思潮進入到了大學校園，「上帝死了」，「偶像的黃昏」，神經質的尼采正迎合了人們對所有凝固思想的反叛，一切堅硬的東西都開始煙消雲散。年輕人不再嚮往「安全而令人窒息的國營企業」，外資公司以及剛剛興起的民營公司成為他們新的選擇。
在中關村，出沒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他們當時典型的裝扮是：一身百元西裝，一個兜裝支票，一個兜裝發票，腰上別個BP機。後來創辦了中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的王志東，當時還在北大無線電系讀書，他沒等畢業就跑到中關村去打工了，很多年後他回憶說，我們白天在街上兜售盜版軟件和二手電腦，晚上就去陰冷的地下室裡聽詩歌朗誦會。春天，北京愛和管絃樂團的專業小號演奏員崔健創作出他的成名作《一無所有》，5月9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當他穿了一件頗像大清帝國時期的長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兩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時，台下觀眾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音樂響起處，崔健唱道：「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為何你總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這是一個直指心靈的聲音，它沙啞而高亢，憤怒而溫情，在5月的京城之夜，它的每一個音符從遠處奔襲而來，直接穿過所有年輕人的肌膚，跟血液融合在一起，然後溫暖無比地爆炸。
【企業史人物】鄭氏之死這個世界上，除了若干個心碎的家人，很少還有人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鄭樂芬的溫州婦人。1991年，她以投機倒把罪被執行槍決。鄭樂芬是1986年溫州抬會事件的主角之一，在那次颱風式的金錢遊戲中，有30萬人捲入其中，8萬多戶家庭負債纍纍，傾家蕩產，當政府決心整治此事件的時候，鄭樂芬被選中，成為罪大惡極的首犯。鄭樂芬是永嘉的一個家庭婦女，丈夫蔡勝南是縣汽車客運站的職工。據熟悉的人回憶，鄭長得圓臉胖身，為人熱情大方，她沒有讀過幾年書，結婚後就在家裡做點針頭線腦的小生意，永嘉是私人企業十分活躍的地方，早年十分出名的橋頭鈕扣市場就出在此縣。當抬會風暴刮起的時候，頭腦靈活、人緣頗佳的鄭樂芬很自然地成了當地的一個小會主。後來發現，溫州抬會的會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鄭樂芬這樣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農村婦女擔當的。
鄭後來在供詞中描述當時的情景說，「錢收進來，先在牆兩頭放著，不出兩時辰，兩頭的錢就連在一起，一上午整面牆堆滿了，到了晚上一間房子已全部堆滿錢，腳都插不進，只有封門派民兵舉刺刀看門，人們仍不肯散去，喊著要入會，把大疊的錢扔進來，民兵用刺刀讓他們後退。」鄭樂芬所主持的抬會規模，在當時屬於中等，她共發展了427人入會，收入會款6200萬元，支付會員會款6010萬元，收支差額為189.6萬元，鄭樂芬用這筆錢蓋起了一個三層樓的磚房，還拿出一些借給了鄰里朋友。抬會的鏈條在1986年春出現斷裂崩盤的跡象，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個鄉鎮飛散開來。3月23日，鄭樂芬夫妻潛逃，4月30日，蔡在上海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7月16日，鄭在江蘇金壇縣被公安機關捕獲。
事後對鄭氏抬會進行賬目清查，在對所有款項和資產進行追繳、變賣之後，會款實際損失49.7萬元。1989年11月23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決被告人鄭樂芬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被告人蔡勝南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鄭案的判決在當時的法律界就引起了爭議。有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佔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死。而法院則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定投機倒把罪，根據情節，可處極刑。法院提供的證據表明，鄭樂芬並沒有詐騙錢財的行為，她與會員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雙方對抬會的經營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認同的。鄭對會員收款、清點、記賬、付款，均按約定的事件和數額辦理。
抬會崩盤後，當事人均認為，他們跟鄭樂芬的交易屬於你情我願，沒有騙取錢財的動機。自80年代中後期起，沿海各地的民間金融活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國家一方面對此種行為嚴厲禁止，另一方面卻又對加大私人企業的金融服務束手無策。溫州抬會和鄭樂芬事件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悲劇。儘管在民間和法律界備受同情，鄭樂芬的生命還是被強行終止了，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維持以投機倒把罪判決鄭氏死刑，立即執行。《英國簡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經寫到：「歷史涉及的只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極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艱辛創業，過去和未來都不會有文字記載。」他還引用《便西拉智訓》中的一段名句說：「有的人湮沒無聞，他們死去，無人知曉，彷彿他們從未來過這個世界一樣。」鄭樂芬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她是中國企業史上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是一個死刑罪犯，死時只有38歲，且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企業史人物】仁寶當家中國有90多萬個村莊，每個村莊都有一個村支部書記，吳仁寶可能是任職最長也是最著名的一個。他28歲起擔任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書記，直到48年後才宣佈退休，然後把這個職位又傳給了自己的第四個兒子。在他的治理下，華西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成為」全國典型」。他剛上任時，這個蘇南小鄉村負債2.5萬元，而退休的時候，已擁有固定資產30億元，村辦企業58家，全村2000多名村民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每戶均「分配」到了一輛小轎車，還有一棟400平方米以上的別墅。儘管吳仁寶只讀過幾天私塾，但他被周圍的人公認為是一個「農民政治家」。他能通過讀報和看電視新聞，把准政治的脈搏，在48年時間裡，華西村幾乎是每個歷史時期的中國農村典型：從」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到科學種田典型、鄉鎮企業典型、扶貧先進典型、精神文明建設典型……在他退休前，中央提倡「三個代表」，吳仁寶當即組織創作出三個劇本，歌頌「三個代表」。
吳仁寶坦誠，1958年「浮誇風」時他虛報過產量，60年代，華西村是「全國學大寨」的「一面紅旗」，而同時，吳仁寶卻開始抽調20個人在村裡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他兒子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拚死拚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吳仁寶這麼幹，當然要冒風險，他曾經當上過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和江蘇省委委員，但是卻在一次選舉中意外落馬，他回到村裡，繼續當他的村支書。1978年，「文革」過後，改革開放前夕，華西村盤點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而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
當時，全國各地都在搞「分田到戶、土地承包」的改革，吳仁寶外出考察一圈回來後，卻拒絕把村裡的田分給個人，他說，按華西村的情況再怎麼分田調動積極性也沒法致富，他決定馬上創辦一個打農藥用的噴霧器廠，1984年，光這一個廠，淨賺200萬元。華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積累，應該在1992年。當時，鄧小平南巡講話在報紙和電視上發表了，吳仁寶當天晚上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判斷全國經濟要大發展，於是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三個月的原材料。吳仁寶此前一直堅持「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這次卻破天荒地向外借款1000萬元用於周轉，華西村究竟動用了多少資金，如何籌措，最後又賺了多少錢，一直是個謎。吳協東後來只透露了一個數據，「村裡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華西村完成的另一個動作，就是以村辦之企業，染指歷來由國家壟斷的煙草製造業。吳仁寶利用他的影響力，特批出一種以「華西村」命名的香煙，由淮陰捲煙廠生產、華西村寶昌化纖公司總經銷，再由江陰市煙草專賣局專賣。
在1995年前後，僅此一項，華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錢，從中可分享大約2000萬元的純利潤。1999年，華西村股票上市，這是中國第一個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的村莊，華西村發行3500萬股，共籌資2.9億元。2002年，吳仁寶投入12億元，在河北唐山興建年產量120萬噸的「北鋼」。「政治優勢要為經濟建設服務，」吳仁寶從來不諱言他的政治經濟學，「這一點華西村從來沒有動搖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華西村與天津的大邱莊並稱「北大南華」，它們的發展模式都非常相似，有一個強權而有政治智慧的領導者，以經營企業的思路來治理鄉村，依靠發展重工業迅速致富。所不同的是，北方的禹作敏發達後驕橫一時，與地方政府關係惡劣，而吳仁寶則要圓潤得多，江陰的地方官員說，「吳仁寶在官場上很少樹敵，即使是鎮裡的領導到華西去，吳仁寶也從不因其官小而輕慢，這點他和禹作敏完全不同。」吳仁寶還組建了一個「特色藝術團」，專門用來招待各方來參觀的領導。
當過副團長的計麗靜曾經說起這樣一個細節：劇團備有一個特別節目《三杯美酒敬親人》，一般團裡接到通知演這個節目，肯定是有大領導來，這個節目的創意，是在表演進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領導往往一愣，隨即開懷大笑，這是一個賓主盡歡的時刻。吳仁寶共有四子一女，四個兒子分別名為協東、協德、協平、協恩，據說是分別寓意紀念毛澤東、朱德、鄧小平、周恩來。早年，吳仁寶曾經為他的子女們指定職業說，「大兒子協東做木匠，二兒子協德做泥瓦匠，女兒學裁縫。」理由是，「有這幾門手藝，家裡可以自己蓋房子、縫衣服，吃穿住都不愁。」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能把一個窮村莊搞成那麼大的一個產業，而且有機會傳給自己的孩子們。星轉斗移，當他退休的時候，華西集團內部的分工是這樣的：協東主管建築裝潢公司，協德主政鋼鐵產業，女兒鳳英身為服裝公司總經理，協平打理旅遊服務公司，四兒子協恩則徑直接了他的班。如果從經營控制權的角度來看，集體性質的華西村已經成了吳氏一門的家族企業。2005年，吳仁寶退休後，有記者採訪他的家，曾經細緻地描寫道：「樓下共三間房，樓上臥室，沒什麼傢俱，也沒法放傢俱，因為所有的房間牆壁上，都掛滿幾排照片，全部是前來視察的各級領導與吳仁寶的合影。每天傍晚6時過後，76歲的吳仁寶歸家，吃一碗只放油鹽的清湯掛面，夾一塊只蘸些醬油的白豆腐，再剝兩隻茶葉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