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崔健：《一無所有》，1986年
3月26日，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山西大寨人陳永貴在酣睡中去世。30多年前，陳永貴帶領一群窮棒子披星戴月，將一條700米長的黃土山溝，鑿成一片能長莊稼的梯田，毛澤東向全國號召「農業學大寨」，陳永貴成為中國農民的偶像。他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依然紮著白羊肚手巾，不改農民本色。重病期間，他每日將醫生開的藥吃一半留一半，積少成多，存了小半個抽屜，囑兒子奉還國家。陳的去世，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人們似乎已經開始淡忘這位戰天斗地、全國最著名的「永貴大叔」了。因為，在這一年，所有人心目中的「農民英雄」已經是另外一種形象。
鄉鎮企業廠長、農民企業家——他們的名稱中總帶著點泥土的味道，事實上，他們看上去也是土巴拉幾的，整個兒好像剛剛從耕地裡插完秧出來。他們無論穿什麼牌子的西裝總是不合身，很少有人會正確地打領帶，他們最喜歡的服飾品牌是法國的皮爾·卡丹和香港的金利來，它們的標識都做得很大，老遠就能清晰地看出來。他們的普通話都糟糕透了，還特喜歡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業介紹冊和廣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坐在偌大的辦公桌前，右手在打電話，左手還按在另一台電話上，眼睛呆板地望著前方。德國《明鏡週刊》在這一年的報道中說，「在中國，農民膽大而魯莽……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則說，「很多農民企業家幾乎沒有任何商業方面的經驗」，在7月9日的一篇新聞中，記者說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一家工廠，不知道如何做財務報表，也不知道怎樣才能生產出質量合格的產品」。
但是，這家報紙驚詫的是，他們的事業正欣欣向榮地成長起來，就好像作家余華在很多年後的一部小說《兄弟》中寫到的，「他們像野草一樣被腳步踩了又踩，被車輪輾了又輾，可是仍然生機勃勃地成長起來了。」1986年前後，鄉鎮企業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兩年前的3月2日，國務院正式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鄉鎮企業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實際已發展到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而到兩年後的1986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向國家繳納稅金170億元，實現總產值3300億元，佔全國總值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悄然出現。這一年的《人民日報》在3月和4月連續刊登兩篇長篇報道，《史來賀風賦》和《鄉土奇葩》。史來賀是共產黨一直倡導的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聖徒式的鄉村幹部。
1985年，史來賀和村黨支部其他成員經過反覆考察，決定引進一項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設一座全國最大的生產肌甘的製藥廠——華星藥廠。「這高、精、尖項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擔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騷」。史來賀的回答是：「事在人為，路在人走，業在人創。人家能幹成的東西，咱們為啥幹不成？」1986年5月20日，劉莊人自己設計、安裝的華星藥廠正式投產。自此後，劉莊的經濟迅速成長，很快成為「中原首富村」。根據報道，幾十年來，劉莊沒有發生過刑事案件，沒有出現過黨員違紀。從計劃生育、婚喪嫁娶到養老撫幼，劉莊的幹部、群眾自覺遵守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村裡14個姓氏、300多戶、1600多口人，沒有宗族矛盾及派別之爭，沒有封建迷信、賭博、打架鬥毆、婚喪事大操大辦等不良現象。2004年春天，史來賀在平靜中去世。國內媒體的標準報道用詞是：「共產黨員的楷模。」劉莊和史來賀的存在，證明在中國的某些鄉村，如果有一個無私而威權的領導者，他同時具備兩種能力：其一是極其善於利用一些優勢和概念，為自己營造一個寬鬆而受扶持的執政氛圍；其二，他有相當的市場敏感性，往往就能辦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賺錢的工廠。這位強人是以一種建立在人格魅力基礎上的威權風格，在統治或者說管理著他的這個村莊。所有的村民在他的統治下，獲得了生活上的根本改善（有意思的是，這些村莊在過去往往是一個非常窮困的討飯村），而在人格上徹底地依附於這位強人。
這個村莊，你很難說它是一個什麼組織，在行政概念上它是國家最基礎的行政單位，而在經濟概念上它則是一個嚴密的營利組織，有些鄉村甚至擁有一家上市公司，那些強人通常既是鄉村的行政長官，同時又是公司的董事長，這種兩權合一的模式似乎沒有遭到任何人的質疑，而且看上去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更耐人尋味的是，強人的家族在這個鄉村往往是最有權勢的一族，他們的子女在強人在世的時候便已經是鄉村管理的核心人物，而當這些強人老去或死去的時候，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權柄傳給了自己的子女。在過去的30年中，這種著名的中國村莊有河南的劉莊和南街村，天津的大邱莊，江蘇的華西村，浙江的橫店。它們作為一種很獨特的人文標本和社區企業形態，很多年來一直散發出一種神秘而難解的魅力。
魯冠球是一個看上去跟史來賀很相似，但本質上卻完全不同的農民企業家——這個稱呼始自魯冠球，後來成為媒體上的通稱。早在幾年前，善於經營的魯冠球就是浙江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廠長，他很早就讓自己的工廠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專心於汽車萬向節的製造，在1984年他還花8000元向浙江大學「買」進了一位大學生，在當時，大學生進鄉鎮企業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鄉土奇葩》的發表，讓他真正成為了一名全國性的新聞人物。魯冠球被視為「共同富裕的典型」。在這篇報道中，記者除了對魯冠球的經營能力大加褒揚之外，更津津樂道的是，魯冠球是一個無私的共產黨員，是共同致富的帶頭人。記者借用魯冠球的嘴巴說，「這把火（指通過創辦企業擺脫貧困）要燒到圍牆外面去，讓全鄉人民逐步富裕起來」。
記者還列舉了很多事例，如魯冠球把自己應得的25萬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給了企業——事實上這後來成為萬向集團產權改革的最大伏筆，當時，魯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記者的採訪時說：「如果我的收入與工人的收入懸殊太大，就會出現緊張關係，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們看到我比他們拿的多得多，他們就會失去自己是工廠主人翁的感情，而這對於事業是不利的。」他還參與建設了鄉里的中學教學大樓、農貿市場和飼料加工廠，他把鄉里尚未安排的108名復員軍人都招進廠裡，全鄉每十個人就有一個在他的工廠裡工作。因為萬向節廠的發達，所在鄉還修起了四條貫穿全鄉的大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樓」。很顯然，這樣的描述是極其蠱惑人的，它傳達出的信息和展示的景像是，政府鼓勵有能力的人創辦企業，同時希望他們除了自己富裕之外，還應當承擔起讓周圍的人都富裕起來的責任與義務。
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甚至天真地認為，當年他們交付給國營企業的那些社會責任這次可以由鄉鎮企業來承擔了，鄉鎮企業興起之後，他們理應承擔起相關鄉村的所有社會功能，包括就業、社會設施配套、社會公共服務等等。這篇報道所體現的這種想法，是當時政府和社會的一個主流思想。自1978年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把數以億計的農民從耕田中解放了出來，剩餘勞力的出路成為一個「危險的資源」。對此，海內外學者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帕金斯在《中國的農村發展》一書中建議說，「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是允許農民，尤其是最貧困地區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也許不一定非要到上海或北京去，但他們必須到某個地方的城市裡去」。而在國內的研究者看來，大量的農民進城顯然會造成不可控制的後果，況且，在城市裡，國營企業的衰落和改革還「擠」出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口。
於是，如何讓農村剩餘勞動力「離土不離鄉」，成為一個十分迫切而現實的課題，在這個意義上，鄉鎮企業的意外興起無疑讓政府找到了最好的解決方案。魯冠球被選為「共同富裕的典型」進行熱烈的報道和稱頌，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事實正是，在今後的很多年裡，地方政府都堅定地持有這樣的觀點，而同時，幾乎所有的鄉鎮企業經營者為了獲得政府的支持和資源，也全部信誓旦旦地承諾他們將承擔起這些職責和功能，因而，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資源都低成本甚至無償地輸送給了那些鄉鎮企業。這種趨勢在1992年之後變得加速起來，那些善於利用和佔有政府資源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並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產權的清晰化，十多年後，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便成為中國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
這是那些靠創辦鄉鎮企業暴富起來的企業家們的「致富潛規則」——他們充分利用了各級政府的急切和天真心理，以創造公共財富和承擔社會職能為理由和承諾，獲得了低成本的政策扶持，與城市裡的國營企業相比，他們有著體制上的寬鬆性，同時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低廉讓他們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客觀地說，這些鄉鎮企業確實活躍了一方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當地民眾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
在三十年的中國企業史上，這看上去是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在金融和產業政策上，體制外蓬勃成長起來的民營公司一直遇到極大的困難，它一直試圖將所有的改革成果裝進國營資本這個大籮筐裡，而與此同時，它卻又「僥倖」地希望那些民營企業——特別是發起於農村的鄉鎮企業能夠承擔起改造農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責任，為此，那些開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對之進行了扶持。從結果上來說，這是一種利益交錯、此消彼長的過程：國營公司儘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和政策；卻因其體制的天然缺陷而進一步萎縮；鄉鎮企業一邊遭遇政策壓迫，另一邊卻在地方政府那裡獲得了支持，而當這些企業已經足夠強大的時候，它們卻又紛紛轉型成了私營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鄉鎮企業承擔農村社會服務體系」的目標卻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