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嘗試看來是有成效的，改革前，廠裡有三台大鍋爐，鍋爐師傅，加上替班、拉煤、出渣、維修、置水等工作的職工，總共竟有70多人，佔了全廠職工的1/6。而按照張興讓「滿負荷」的標準，這三台鍋爐只要18個人就夠了。張興讓在1985年開始推行他的工作法，兩年後，他的做法引起中央高度重視，被認為「是一大發明」，並在全國上萬家企業中大力推廣，張興讓成為與南方的步鑫生齊名的著名企業家。在武漢，一個更有戲劇性的人物出現了，這是一個名叫格裡希的德國人，在上一年的11月，64歲的他被聘用為武漢柴油機廠的廠長，這是建國後第一位外籍的國營企業廠長。格裡希是一個退休的發動機工程師，為了讓這個外國人順利工作，武漢市黨委還專門成立一個由常委帶隊的九人工作組，他被看成是「新時代的白求恩」。格裡希面對的是一個紀律渙散、管理混亂、領導層毫無責任感的國營老企業，他要求工人遵守八小時工作制，長期遲到和曠工的可能被開除，他每天帶著放大鏡、小錘子和吸鐵筆下到車間裡，現場處理管理上的難題，此外，他還把一個從來不到生產一線的總工程師調離到其他的崗位。
他的這些做法被新聞記者總結為「洋廠長的三斧頭」。格裡希的做法被當成是最先進和新奇的管理奇招在媒體上迅速地走紅。這位普通的退休工程師在中國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他在這家工廠擔任了三年廠長，讓它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期間，他五次受到國務院副總理的接見請教，他還被聯邦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勳章」。當他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政府，其中歸納了十多條國營企業的弊病並提出建議，包括「政府不應該像慈父護侍愛子那樣對待企業；治理生產過程中的驚人浪費，提倡過節儉日子；加強對青年的就業前培訓；中央成立設備調劑中心，把某些企業閒置的設備有償調拔給缺少設備的企業」等等。在現代工廠管理的理論上，張廠長的「滿負荷工作法」或格裡希的「三斧頭」，顯然都不算是什麼發明，不過在當時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中，這已經是最先進和最有效率意識的改革了。他們的實踐最終都沒有能夠拯救中國的國營企業，這都是一些「圍牆內的變革」，無法改變這些企業在競爭能力和產權自主性上的天然缺陷。
張興讓的改革讓他的工廠一度起死回生，成為國營企業改革的一個「標本」，但是在日益白熱化的市場競爭中，這種沒有涉及產權根本的改革顯然不能讓企業獲得真正的活力。張興讓和他的工廠在1992年之後便再度陷入困境，2000年元旦，精疲力竭的張興讓與1090名工人一起被宣佈全部下崗，企業不復存在。格裡希後來多次到中國，每次都受到政府官員熱烈的款待，不過他對自己曾傾注全部心血的武漢柴油機廠的日後命運並不真正瞭解，1993年，企業出現虧損，1998年全面停產。他最後一次訪問武漢是2000年6月，當時已年屆80高齡。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的中國朋友們始終不敢告訴他武漢柴油機廠的真相，怕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這一現實。2003年4月17日，格裡希在德國家中逝世。兩年後的這一天，武漢市政府在鬧市中心的漢正街工業區廣場中央，樹起了一座2.78米高的銅像——上面刻寫著「威爾納·格裡希」。他將長久地站在那裡，像一個沒落而偶爾被人提及的神話。張興讓和格裡希最終都沒有能夠拯救各自的企業，不過，他們所嘗試和傳播的管理新理念，在那個時期倒成為全國眾多民營業主的免費教材。很多人在日後回憶說，他們對企業管理和經營的基礎認知，都是從這些轟轟烈烈的、帶有強烈啟蒙色彩的改革運動中得來的。
1985年，中國人壓抑了很久的民族自豪感正日益膨脹。5月19日晚上，第13屆世界盃足球賽亞洲東區第2大組A組比賽，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國家足球隊以1︰2輸給香港足球隊，因此被淘汰出局，失去了小組出線的機會。比賽結束後，現場觀眾情緒失控，許多人向隊員投擲汽水瓶，任意毀壞車輛，圍毆司機，打傷維持秩序的警察，攔截外國人乘坐的汽車，並恣意辱罵他們。北京警方當場抓獲120多名肇事者。其中的38人，因在比賽中和比賽後行為惡劣過火，被拘留12天或15天。另有7人觸犯了刑律，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並判刑，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球迷鬧事，它在當年被定性為「五·一九足球事件」。7月，有媒體報道美國激流探險隊將漂流長江，為了趕在美國人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漂流長江的人，西南交通大學電教室職工堯茂書自長江源頭，漂流了1270公里，24日在金沙江段不幸觸礁身亡。他的死亡讓舉國民眾唏噓萬分，自又攪拌出另一份的悲壯與自憐。
到11月，還是那群意志堅定的女排姑娘讓大家好好地出了一口氣，在日本舉辦的第四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上，中國女排以七戰七捷的成績，蟬聯世界盃冠軍，並成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連續四次奪得世界大賽冠軍的女隊。就在民族情緒高漲的同時，到氣派而又高薪的外國公司謀職以及出國留學正成為最時髦的選擇。秋天，剛剛獲自學高考英語專科文憑的北京椿樹醫院護士吳士宏好奇地站在長城飯店的玻璃轉門外，足足用了五分鐘的時間來觀察別人怎麼從容地步入這扇神奇的大門。她辭職來應聘IBM公司的辦公勤務。在面試的時候，主考官問她：「你會不會打字？」從來沒有摸過打字機的吳士宏條件反射般地說：「會！」離開考場後，她飛也似地跑了出去，找親友借了170元買回一台打字機，沒日沒夜地敲打了一個星期，雙手疲乏得連吃飯都拿不住筷子了。
1997年，吳士宏因銷售業績出色被任命為IBM中國銷售渠道總經理，成為一個有傳奇色彩的職場女強人。越來越多的青年削尖腦門往國門外面跑。到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已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十來年後，這些人又大多回到了中國，開始創辦自己的公司，中國未來的新技術和IT產業將由他們擔負支柱。這一年，浙江農家子弟吳鷹進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ＵＴ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考取李政道獎學金，他赴美國留學，十年後回國仿照楊致遠的雅虎網站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門戶網站搜狐。一個叫唐駿的人，講述了當時他出國留學的戲劇性故事：21歲的工人子弟唐駿非常想出國，儘管他考上了北京郵電大學的研究生，但北郵的出國名額已經用完。於是，他給北京的每個高校打電話，詢問有沒有剩餘的出國名額。
在打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時候，他們說他們的出國名額沒有用完。撂下電話，唐駿馬上騎著自行車趕了過去，拿著考研的成績單，要求轉入北京廣播學院讀研究生。廣院的老師說：「你可想好了，我們這是二流院校，你就算轉過來，也不一定出得了國。儘管我們有名額，但是你錯過了時間，出國要由教育部決定。」唐駿沒有猶豫，直接把檔案轉了過去。為了讓教育部給他出國的名額，唐駿想了個辦法：他打聽到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是李司長，於是他在教育部的門口站了整整四天。早上7點不到就到教育部門口去，見到李司長，唐駿說「李司長您早」。中午他出來吃飯，唐駿說「李司長您出來吃飯？」他吃完飯，唐駿又說「您吃好飯了？」再到下班的時候，唐駿再說「您下班了？」如此四天。第一天，李司長覺得這人很奇怪；第二天，李司長關注這個青年，怕他有什麼偏激行為；第三天，他又覺得這個小孩子看上去很可憐；第四天，李司長忍不住好奇，終於開口問到底有什麼事。唐駿如實說了。
第六天，李司長告訴唐駿：你可以出國了。就這樣，1985年唐駿到了日本。他第一次乘坐新幹線，當時在新幹線上售賣食品的列車員，在進入每一節車廂之後都會向乘客鞠躬，然後開始服務，在離開一節車廂的時候，也會再次鞠躬。當唐駿穿過一節無人的車廂的時候，他發現推著貨車的列車員在向空無一人的車廂鞠躬。「這就是日本人100%的做事方式，秩序與細節，謹慎而努力，這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很多年後，唐駿說這是他出國上的第一堂課。他後來又去了美國，1994年前後，卡拉OK開始在美國和日本流行，唐駿設計了一個卡拉OK機子上可以排名計數的軟件，馬上被一家美國投資商看中，用8萬美元購買了專利。而在其後短短幾年內，這個軟件被用到了1億多台VCD/DVD機上。「如果我當時採用微軟的使用權方式收費，一台機子收取2~3美元，我就可以有2億~3億美元的收入。」2002年，唐駿成為微軟公司的中國區總裁，兩年後他跳槽到剛剛興起的遊戲公司上海盛大出任總裁，並幫助這家創辦不到三年的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
【企業史人物】兩面雷宇從被降職的那一天起，雷宇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時候，他常常與海南籍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並論。1996年，當他61歲的時候，從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的職位上主動退下來，並聲稱回家侍奉九旬老母親，由此再成新聞人物，一時頗受社會輿論的同情。海南汽車倒賣事件在客觀上，讓封閉落後的海南一躍而成為開放的前沿，一向羞於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經歷了一場刻骨的金錢教育。80年代後期興起的「海南熱」與此大有關係。1996年，一位叫朱健國的財經記者在海南採訪四個月，他發現，「無論到什麼單位採訪，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變之由，人們首先說，這真是多虧了雷宇啊。」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膽，與當時很多人急於求變的心態是分不開的。
據他後來回憶，80年代初，主政當局對各地的突破性舉措頗有鼓勵，他到海南到任之際，曾有中央領導說，中央和廣東省對海南島要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給「繩子」。鄧小平南巡後，更有領導鼓勵說，你在海南島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麼快你就怎麼搞。汽車事件被公開處理後，北京的措辭固然看上去雷霆萬鈞，但是在依法處理上卻可謂「高舉輕放」，雷宇被謫貶為廣東花縣縣委副書記，三年後，復用為廣州市副市長，後又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在官方的文件中，從來沒有對海南事件有過任何的平反舉措，不過，在2004年2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卻做出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判決，在一份編號為「（2004）瓊刑再終字第2號」的判決書中，法院撤銷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個刑事判決，宣告原中共海南行政區委常委、組織部長林桃森無罪。林是「海南事件」中唯一被嚴判的高級官員，當年以「投機倒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並於1996年去世。
中共海南省政法委書記鍾文、省高院院長曾浩榮等人到林家慰問，同時向家屬道歉。從個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國難得的能吏和清官，他為人剛正不阿，敢於抗上直言，行事霹靂，思路清晰，官聲之佳，有眾口為證。他在任職期間，努力於肅清「文革」後遺症，將島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他有親自處理人民來信的習慣，三年裡，親手批復了5000多封寫給他的人民來信，除了讓秘書剪開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親自展讀，親自批復。在「汽車事件」的事後清查中發現，雷宇個人在熱潮中從未倒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一分錢。也正因此，他在其後十餘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間流傳為一個俠客式的清官。社會輿論對雷宇的評價，最生動地體現出中國改革過程中的觀念紊亂和制度悖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官員和企業家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判斷一直非常迷亂，甚至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階段性。雷宇晚年定居廣州，1999年，有記者登門採訪時看到，午飯之後，他與99歲的老母親一起參禪入定，宛若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