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新聞記者的幫助下，步鑫生很快發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順口溜」：分配原則是「日算月結，實超實獎，實欠實賠，獎優罰劣」，生產方針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創，人趕我轉」，管理思想是「生產上要緊，管理上要嚴」，經營思路是「靠牌子吃飯能傳代、靠關係吃飯要垮台」、「誰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誰的飯碗」、「治廠不嚴、不逼，辦不出立足堅穩的企業。不管、不緊，到頭來，工廠倒閉，大家都受害」。這些樸素而容易背誦的改革格言迅速傳遍全國，成為許多企業掛在廠內的標語口號和企業精神。步鑫生的這些觀念對於無數白手起步的民營企業主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動的啟蒙課，日後，很多在那個時期創業的企業家都回憶說，正是步鑫生的這些話讓他們第一次接受了市場化商業文化的洗禮。「步鑫生神話」漸漸生成，他成了一個管理專家、經營大師。美聯社記者在1984年5月20日的一篇新聞中生動地描述說：「他的工人威脅要殺他，他的妻子由於過度擔憂終於病倒而住進精神病院。但是，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先生，頂住了壓力，成為中國改革浪潮中的一名佼佼者。
這位52歲的裁縫的兒子，在昨天會見西方記者時，講述了他同『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戰鬥的經過。」這樣的形象無疑是高大、勇敢和受人擁戴的，是那個時代所一再期待和呼喚的，至於它是不是步鑫生的真實面目則似乎是不重要的。蕭山的魯冠球日後還清晰地記得他去海鹽參觀的情形：通往海鹽武原鎮的沙石路上車水馬龍擠滿了前去「參觀學習」的人們，當時的步廠長炙手可熱，據稱，連廳局級幹部要見一下他都很難，我們的麵包車還沒進廠門，就被門衛攔下了：「步廠長今天很忙，下次吧。」好說歹說，最後他同意我們的車子繞廠區開一圈，這樣也算是學習過了。在廠區裡，我碰到兩位熟悉的《浙江日報》記者，在他們的引見下，步廠長終於同意見我們一面。他是一個說話很生動的人，很會做比喻。他說了15分鐘，我們就退了出去，後面又有一撥人進來了。「步鑫生熱」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現，讓國內沉悶多時的改革氛圍為之一振。中央的政策也從「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悄然變成了「改革、開拓、創新」的新提法。在對步鑫生的學習運動中，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廠長負責制、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等被擱置起來的改革理念又再次成了主旋律。
1983年，如果我們把此時的中國放到全球的背景下來觀察，將會發現，儘管已經進入到了改革的第六個年頭，但是我們離世界的中心舞台還是那麼的遙遠。日本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主角。這一年，後來寫出了《第五項修煉》的管理學家彼得·聖吉去福特汽車公司調研，他驚奇地發現，儘管日本公司蠶食了福特在美國的很大一塊市場份額，但是福特的管理人員仍然堅持地認為他們被擊敗的主要原因還是「日本的勞動力太便宜了」。而在聖吉看來，日本汽車最大的創新是「精益生產」和「零庫存」。戴維·加文發表在9月號《哈佛商業評論》上的論文《處於危險中的質量》更是證實了這個判斷，他在論文中披露了一個讓人很吃驚的數據：根據他對所有美國和日本空調生產商的研究，日本公司的平均裝配線差錯率比美國公司低70倍，最差日本公司的故障率也要比最優的美國製造商故障率的一半還要低；在曠工率方面，美國公司平均為3.1%，而日本公司則為零。很顯然，這些年日本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原因，他們在製造線上的嚴謹和苛刻得到了回報。
從戴維·加文及很多經濟學者的調研來看，美國要在質量、現場管理和成本上戰勝日本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多也就打一個平手。這是一個讓人近乎絕望的結論。美國的企業家還將在這種絕望中沉浸多年，直到七年後他們在信息產業重新找回自信和優勢。在華人經濟中，中國台灣的企業開始發生令人羨慕的轉型。王永慶在他的台塑工廠嘗試電腦化作業，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台灣的電子代工產業開始萌芽。一個叫郭台銘的中專生在前一年創辦「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他決定重新「定義」電子產業，在日後的回憶錄中他說，「當全世界的電子業者都把電腦業稱為新技術行業的時候，我則認為它的規模製造能力將體現在模具技術上。」就是靠著成熟的模具技術，鴻海迅速切入連接器領域，22年後，鴻海成為全球最大的電腦配件生產商，全世界每五台電腦就有一台在使用鴻海的產品，郭台銘也因此成為台灣首富。唯一一個在全球商業界讓人側目的中國人，是一個名叫王安的華裔企業家。他在這一年成為全美的商業英雄。
1949年，王安發明了世界上的第一片「存儲磁芯」，幾年後，他創辦王安實驗室（WangLabortories），從此替代IBM公司成為計算機領域的領跑者，到1983年，王安公司的營業額猛增至15億美元，位居全美電腦公司第七位。在《福布斯》雜誌的富人排行榜上，他的個人財富達到20億美元，為全球第五富翁及華人首富。很多年後，比爾·蓋茨說，「如果王安能完成他的第二次戰略轉折的話，世界上可能沒有今日的微軟公司，我可能就在某個地方成了一位數學家，或一位律師。」王安是第一個全球意義上的華人企業家，但是，他又是一個老派的東方人，他不相信華爾街和美國公司制度，他說，「我不主張開放投資，因為我是公司的創始人，我要保持我對公司的完全控制權，使我的子女能有機會證明他們有沒有經營公司的能力。」同時，他對蘋果電腦公司在PC機上的努力不屑一顧，他認為搞個人電腦是「聞所未聞的荒唐事」。兩年後，他就為這段話付出了代價，IBM和蘋果公司的個人電腦開始風靡，王安公司在1985年陷入虧損，他出版了一本名為《教訓》的自傳，直到1990年他去世時，王安公司已經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