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南宜山的再生紡織品市場，更是交通不便，新華社記者胡宏偉記錄了他當年去宜山採訪時的「行路圖」：早晨從縣城靈溪出發，坐著中巴車在鄉間路上顛簸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後，眼前淌著一條不知名的小河。登船，兩岸山巒十分清麗，沒有頂棚、狹長得像條龍舟的小船在彎彎的河道拐過來又拐過去。上岸，只見成串的農民「的士」（這是一種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載客六人，實際常常達十多人，有的乾脆蜘蛛般半個人吊在車外）極熱切地攬客，彭彭作響的柴油發動機讓你心跳得彆扭。又是一條小河，又是一段對生意人來說無暇顧及的風光之旅。下午，當你覺得似乎有點餓過了頭的時候，宜山鎮也就到了。宜山當時已有紡織機上萬台，從業人員6.7萬，4個專業鄉，58個專業村，7個專業市場，每年流進該地的腈綸邊角料達1.7萬噸，有人計算過，按一節車皮載重20噸計，共需850個車皮。
如此巨量的原料，再加上每年上千萬件的再生腈綸衣褲由這個極不便捷的地方販進運出，而經營者卻不思遷移，這種現象讓後人讀來非常費解。一位叫張仁壽的溫州研究者曾用「邊區效應」來解讀：「溫州十大市場大多坐落在水陸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對薄弱，計劃經濟的束縛相對較小，否則，這些市場很可能在興旺之前就遭取締。中國改革的經驗證明，對舊體制的最初突破，往往發生在舊體制最疏於防範的地方。」此論可謂點中要害。由此可佐證當時溫州商人的處境之凶險，改革先行者的狡黠與酸楚大抵都在這裡了。到這一年底，溫州的專業市場經驗受到中央高層的關注。在11月29日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副總理萬里對宜山的再生紡織業大加讚賞，建議與會者都可以去參觀參觀。他的講話傳回到溫州，當地官員立即開會，大小喇叭廣為傳播，總算讓一年前因「八大王事件」而形成的陰霾稍稍散去些許。
發生在流通領域的這些變革，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寥若晨星，儘管無比活躍，卻還並沒有顯現出它對計劃體制的革命性衝擊。商品供應的短缺特徵，使得決策者仍然認為，國營企業的病症主要出在內部管理的僵硬和低效率上。所以，全部的注意力和政策制定便集中在這些方面。當時的國營企業聚集了中國幾乎所有的資產和精銳人才，它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主角，在某種意義上，它的成長型態和改革路徑決定了中國改革的性質和命運。在當時全球範圍內，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國營事業的改革難題，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在兩年前出版了《短缺經濟學》，他對國營企業的運行模式及特徵進行了理論上的解剖，針對普遍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效率低下及商品短缺現象，科爾內指出其根源不在於「政策的失誤」，而在於使企業預算約束軟化的社會經濟關係和制度條件。
這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判斷，其言下之意便是，必須改變現有的社會制度條件才可能讓國營企業的活力獲得煥發，而不僅僅是寄希望於中央政策的調整或企業內部管理的變革。這個思想在東歐和蘇聯獲得了強烈的反響，並最終成為那些國家選擇激進的「休克式療法」的理論依據。在中國，科爾內的理論也早早地傳了進來，他的結論顯然無法獲得認同，不過，他的非均衡理論及分析方法卻極大地啟蒙了中國的經濟學者。第一輪國營企業改革的現狀表明，如果沒有利益分配上的明確界定，即便企業的生產積極性被暫時地釋放了出來，它與上級行政主管部門的矛盾也不會得到緩解，而且可能愈演愈烈，首鋼與北京市財政局之間的那場糾紛事件在全國各地正不斷地上演。同時，由於缺乏預算的約束力，企業的投資衝動會盲目膨脹，在過去的幾年裡，基礎建設和計劃外的項目之所以會越來越大，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就是因為沒有人需要對投資的後果負責，先把蛋糕做大，分了再說，至於如何收攤子，那是「國家的事情」。
於是，為了解決這個癥結，中央政府決定從稅制改革下手。6月，國務院批轉了財政部《關於國營企業利改稅試行辦法》，同意把執行多年的利潤上繳方式，改成有比例的納稅制。有盈利的國營大中型企業均根據實現的利潤，按5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企業的留利部分，再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取遞增包幹上繳、固定比例上繳、繳納調節稅、定額包幹上繳等辦法，上繳國家財政。國營小型企業則試行八級超額累進稅制，繳納所得稅後，由企業自負盈虧。「利改稅」是國營企業向現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個重要舉措。它把企業從「父愛式」的大包大攬中解放了出來，儘管這個「解放」才剛剛開始，而且「父親」的所得仍然是「大頭」。從日後的執行情況看，「利改稅」在客觀上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部分地緩解了企業與主管部門的緊張關係，不過，潛藏的問題仍然很多，包括稅種過於單一，難以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槓桿作用；稅後利潤的分配仍然比較複雜，且具有任意性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沒有涉及企業一旦出現風險和虧損時，責任如何界定。
國營經濟還是一個「大鍋飯」，「利改稅」只是部分地解決了企業與主管部門搶飯吃的問題。在稅制改革的同時，中央政府也小心翼翼地開始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調整和開放嘗試。首先是，根據企業的規模「把好果子收上來，把爛果子扔下去」，從這一年起，凡是中央投資興建的大中型企業收入，都歸中央財政，中央與地方共同投資興建的大中型企業收入，按比例分配。中小企業，特別是縣辦工業企業的虧損，由原來中央負擔80%，地方財政負擔20%，改為中央與地方各負擔一半。這種收入劃分和「虧損下放」，在主觀上當然是中央政府「卸包袱」的做法，不過在客觀上，倒為日後很多瀕臨虧損的中小國營企業的創新與改革意外地預留了空間。其次，在對外開放方面也日漸放鬆尺度。那幾年來，中國政府在外資引進方面一直令人失望。《亞洲華爾街日報》透露的數據是，在1980年和1981年，中國分別興建了20個合資企業，而1982年則只有8個。
6月份的《經濟學人》不留情面地批評了中國的外資引進工作，它在題為《中外合資企業的官樣文章》的文章中寫道：「中國的合資企業法很失敗。自從這項法規1979年出台以來，中國官方批准了105家合資企業，引進外資約2億美元。去年，只有不到10項新交易簽署，大多數合資企業都停留在照相室等小規模項目上，對現代化進程沒有太大幫助。」這樣的批評聲讓人無話可說，正如它所提供的數據，2億美元的引資成績離三年前制定的「五年內吸引100億美元」的目標實在相去很遠。9月，久喚不出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終於出台，它對外資公司在中國的合資及經營活動進行了明確的規定，這個開明而積極的姿態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歡迎。美國的3M公司應該是最早感受到這種變化的外資公司之一，它的代表到中國來談判，希望建立一個全資的生產絕緣體的製造工廠，他提出了一個「三不原則」：不搞合資，不轉讓技術，產品不出口。這在一年前，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然而，這一次，進行談判的上海投資信託公司卻沒有馬上拒絕，中方委婉地提出，可否先搞一個試驗項目，等到中央政府允許外國公司搞單一所有制的公司，就把股權全部轉讓出來。
很顯然，國家希望讓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一點。自兩年前開始的治理整頓，固然起到了遏制經濟過熱的效果，但是也挫傷了各地改革的積極性。到1983年秋天之後，如何振奮全國人心，喚起改革的熱情，讓輿論的重心再次回到發展的主軸上成為主政者最大的課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浙江北部小縣城裡的一個裁縫出身的廠長走到了時代的鎂光燈下。11月16日，浙江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一早去上班，他打開報紙，突然滿臉通紅，眼皮亂跳——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他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這篇題為《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的長篇通訊當日登在了所有中國黨報的頭版。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步鑫生成為當年度最耀眼的企業英雄。夏天，一個叫童寶根的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曾經前來海鹽縣武原鎮採訪，步鑫生小心翼翼地接待了他。童記者在廠裡轉了兩天，還找了一些人座談。
在海鹽縣裡，步鑫生是一個不太討上級喜歡的人，他從三年前當上廠長後，就開始在廠裡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剋扣工資，甚至還開除了兩個人。他在廠裡搞獎金制度，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提出「上不封頂，下不保底」，這很是讓一些老工人不滿意，時不時的總是有一些告狀信寫到縣裡和省裡，讓他日子很不好過。不過，由於他管理抓得緊，工廠效益不錯，生產出的襯衫品種和花樣也比較多，所以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還很受歡迎。童記者離開後，再沒有回音，他也沒有掛在心上。童寶根回到杭州，覺得步鑫生這個人很有趣，於是寫了一篇《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他對這篇報道心裡也沒有底，就先試著發了內參——這是新華社一個很獨特的新聞產品，它不用於公開發表，而是供中央領導人「內部參考」。誰也沒有想到，11月6日，總書記胡耀邦會從成堆的「內參」中挑出這篇報道，寫下了一段批示，認為步鑫生的經驗可以使廣大企業領導幹部從中受到教益。」十日後，新華社便將童寶根的通訊向全國報紙發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以「編者按」的方式同時發出。讓人感興趣的是，童寶根的通訊和「編者按」並沒有讓步鑫生一下子成為全國典型。也許是一些人對「編者按」的背景不瞭解，在12月的《浙江工人報》上發表了一篇針鋒相對的新聞稿《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獨創精神》，指責步鑫生專斷獨行，開除了廠工會主席，發行量上百萬的上海《報刊文摘》轉載了這篇報道，就這樣，步鑫生從一開始就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企業家。很快，一個聯合調查組進駐了海鹽。調查的結果是，步鑫生是一個有缺點和弱點的改革家，他很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一個紅軍將領夏伯，此人脾氣暴烈，小錯不斷，但驍勇善戰，以他的事跡拍成的電影《夏伯》在中國放映後一直很受中國觀眾的喜歡。胡耀邦又在這個調查報告上寫了批示，認為應當抓住這個活榜樣，推動經濟建設和整黨工作。步鑫生爭議一錘定音，1984年2月，新華社播發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創新精神的報道，並且配發了「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的上千字長篇按語。
步鑫生被選中為典型，有很偶然的戲劇性因素，卻也似乎有必然性。當時國內，通過強有力的行政力量，經濟過熱現象已被控制，治理整頓接近尾聲，在鄧小平等人看來，重新啟動發展的列車，恢復人們的改革熱情又成了當務之急，而在國有大型企業中確乎已經找不出有說服力的「學習榜樣」，相對而言，受調控影響較小的中小國營或集體企業倒是有一些亮點，特別是那些與日用消費品市場比較緊密的企業，其效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就這樣，企業規模不大的襯衫廠及其有小缺點的經營者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脫穎而出了。在新華社兩次大篇幅報道，尤其是「中央整黨委員會」的按語出現後，全國各主要新聞單位「聞風而動」，「步鑫生熱」平地而起，僅新華社一家在一個多月裡就播發了27篇報道，共計字數3.4萬字，各路參觀團、考察團湧進小小的海鹽縣城，中央各機關、各省市紛紛邀請步鑫生去做報告，他被全國政協選為「特邀委員」，他用過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