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便是這樣的一個年份：計劃經濟的閘門已經被撬開，民間的力量如湧出地面的小涓流正四處漫遊，致富的渴望日漸成為全民共同的理想。讓人稍稍有點不安的是，儘管幾乎所有的人都已經清楚地明白改革是唯一出路，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知道未來的中國和我們的生活將變成一副怎樣的模樣。5月，中國最好的話劇團北京人藝將阿瑟·米勒創作於1949年的《推銷員之死》搬上舞台，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部在中國上演的外國戲劇。由英若誠扮演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每天都要帶著兩隻特大號的樣品箱開車去四處推銷。他已經50多歲，筋疲力盡，仍為貸款所迫，不能休息。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他所面對的，是失業、壓力和一敗塗地的人生。最終，洛曼在落寞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對1983年的中國觀眾來說，或許能夠感受阿瑟·米勒所帶來的藝術享受，但卻無法真正切身地體會人物的內心掙扎。若干年後，當商業的幽靈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的時候，人們才可能真正體味到威利·洛曼式的悲涼。
【企業史人物】裁縫神話將1983年比做「步鑫生年」，似乎不為過。自1978年以來的30年中，步鑫生所「享受」的宣傳待遇無出其右，其鋪天蓋地之勢，有人將之與當年對焦裕祿和雷鋒的宣傳相比。不過三人最大的差別是，對焦、雷兩人的學習運動都是在去世之後發動的，所以他們已不會犯錯誤，而步鑫生則不同。在80年代初的政治生活氛圍中，當一個人被中央指定為典型之後，他就很容易「偶像化」。本來就桀驁不馴、缺乏政治訓練的步鑫生在這樣的熱浪中很快迷失了自己，他像英雄一樣地被邀請到全國各地做巡迴演講，在鮮花和掌聲中，他開始說一些連自己也聽不太懂的話，他向軍隊講軍事改革，向文藝界講文藝改革，向經濟學家講中國的改革大勢。那本來就是一個剛剛從意識形態的僵硬體制中甦醒過來的國家，人們習慣於上級給自己提供一個學習的典型，而他往往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格與智慧均趨完美的「高大全」，步鑫生不幸陷入到了這樣的偶像陷阱之中。
既然是「神話」，所有的上級部門當然希望它持續放出光芒，不斷地提供經驗讓全國人民學習。襯衫廠原本以款式和花樣取勝，而這種優勢很難被穩固下來，於是，在領導和專家們的謀劃下，一個「步鑫生服裝生產托拉斯」的創意油然而生，裁縫出身的「步典型」當然對「托拉斯」一詞聞所未聞，好在有領導們的推波助瀾。很快，在專家們的建議下，步鑫生提出新上一個西裝廠和印染廠，使面料、襯衫、西裝、領帶實現「一條龍」生產。他的設想立刻得到了上級部門的熱烈支持，在當時，對步鑫生的支持就是對改革的支持，沒有人敢於怠慢。他的項目沒有經過可行性論證就得到了批准，並且從一開始的年產8萬套增加到30萬套的規模——應該說，耀眼的典型光環確實讓步鑫生獲得了一個別人根本不敢奢望的發展機遇。不過，他顯然並不懂得如何掌握。在日後的一次訪談中，他對人說，「當時我有一個錯覺，既然是黨中央把我樹為了典型，肯定是不會讓我倒掉的，有什麼事情是辦不成的呢？」這種想法讓步鑫生在後來的兩年多裡，漸行漸遠。
有一次，他去外地做報告，一個建築承包商要求承建西裝車間，他爽然承諾。當廠裡的助手對此人資質提出疑問時，他火冒三丈：「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誰知這個承包商真是個騙子，車間蓋到第二層就出了質量問題，不得不炸掉重建。又一次，上海郊區的一家領帶廠聘請步鑫生當顧問，他慷慨應允買進13萬條領帶，為這個廠解決「困難」。而這時，他的工廠裡也正積壓著10多萬條領帶，一年多後，他無力付款只好賴賬。對方把海鹽襯衫廠告到法院，最後用一輛運貨的大卡車抵債了事。海鹽襯衫總廠到1985年就難以為繼，西裝廠項目久拖未成，原本就缺乏決斷力和溝通能力的步鑫生束手無策，而上級領導似乎也找不出好的治廠良策。改革典型與市場化的裂縫越來越大。到1987年，工廠虧損444萬元，這對於一些縣級小廠來說，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步鑫生被送到浙江大學去學習企業管理，省裡還免去了工廠的一切稅賦。
步伐已亂的步鑫生此時表現得毫無章法，在西裝廠的項目未有了斷的情況下，他突然又提出要建一個牛仔布廠，對外加工的服裝每套成本七元多，他只收加工費三元多。他聽說X光複印很流行，便又興辦了一個複印社，結果效益全無。到山窮水盡之際，他又出了一個奇招，宣稱武原鎮上的居民誰出1000元，就可以進廠當工人，結果還真湊起了一筆不小的錢，可是生產出來的西裝卻銷路糟糕，只好就地削價叫賣，結果鎮上的「喝茶老爹、打漁翁和殺豬郎」都穿上了步氏西裝。到1987年11月，海鹽襯衫總廠負債1014.48萬元，虧損268.84萬元，而這個廠的資產總額僅1007.03萬元。資不抵債，實際上已經破產。1988年1月，浙江省一個調查組在職工中做民意測驗，96%的職工認為步鑫生不能勝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廠長職務。這自然再成轟動新聞。統一配發的新聞消息稿的標題很長——「粗暴專橫、諱疾忌醫。步鑫生被免職。
債台高築的海鹽襯衫總廠正招聘經營者」，記者嚴厲地寫道：「步鑫生在成績、榮譽面前不能自持，驕傲自滿、粗暴專橫，特別是不重視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現代化管理知識貧乏，導致企業管理紊亂，虧損嚴重，資不抵債……步鑫生諱病忌醫、至今仍不覺悟，辜負了黨和人民和期望。」那個把步鑫生推向全中國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又發表了《步鑫生沉浮錄》，對之進行多方面的解剖。有意思的是，一向與新華社步調一致的《人民日報》此次唱起反調，它發表了《一人沉浮，千夫評說》，對步鑫生的免職及相關報道提出責難。很快，這場筆墨官司演變成人們對「改革典型」的反思，步鑫生的沉浮讓人清晰地看到，過去那種樹典型的政治化做法根本不適應市場化的要求，它不僅使「典型」自身陷入瘋魔，也讓當政者非常尷尬。
自此之後，宣傳部門對企業家典型的宣傳便顯得小心翼翼起來，這倒可以算是「步鑫生神話」的一個預料未及的遺產。免職後的步鑫生，如敝屣被棄。他出走浙江，到北京辦廠三月，不成，再北漂遼寧盤錦，後來，甚至還去過俄羅斯。很快，他被人淡忘。1990年7月，曾去襯衫廠參觀過、後來與步頗有交情的魯冠球得知步鑫生心力交瘁，舊病復發，正一人孤居北京，便派人北上，並寫去一張便條：「事已到此，病有醫治，事有人為，老天會憐惜，不必多慮。望你有時間南行一趟。」9月，懷揣一疊醫院發票的步鑫生到蕭山，他對年幼十歲的魯慼然道：「咱們是靠辦廠子吃飯的，離了這一點，真的一錢不值。」魯冠球後來說，這句話如刀削斧鑿，深深刻在了他的潛意識中。
此後兩年多，魯冠球按月給步鑫生寄去500元的生活費，直到他四處漂泊，失去音訊。1993年，年過60歲的步鑫生被一個名叫張斌的26歲青年人邀到秦皇島創辦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製衣公司，此時的「步鑫生」已成一個時而喚起人們某種追憶的歷史名詞。步鑫生最後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是1998年11月，他以步鑫生集團有限公司總裁的身份，去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參加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工商界高峰會。據說他為自己的集團設計了一個經營口號「有私奉獻，好高務實」。1999年，步鑫生和「海鹽襯衫廠的興衰」被編成一個1300字的案例出現在當年度「清華大學MBA考前輔導班管理模擬試題」上，三年後，這所大學的一位管理學教授說：「步鑫生的那個管理案例，我們快要淘汰了。畢竟，離現在太遠了。最近幾年，我們的案例庫更新很快。」「最後的神話」光芒褪盡，凝成一枚雖不甘心卻終被淡忘的「改革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