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後的幾年內，「倒爺」之風將愈演愈烈，綿延長達十餘年，他們利用關係滋生腐敗、倒賣批文、一夜暴富及對流通秩序的肆意破壞在公眾心目中形成了極其惡劣的形象，以至於到了人人切齒、個個喊打的地步。然而在客觀上，這些「倒爺」如螞蟻啃堤，最終把僵硬的計劃流通體系摧毀得遍體鱗傷，從而以一種十分灰色而非法的方式協助重建了中國的市場流通和資源配置。他們是經濟轉軌期裡必然出現的經濟寄生物。在1983年前後，中國的第一批「倒爺」出現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資源和權錢交易的中心，後者則有一個寬鬆的商業氛圍和對外開放的窗口效應。這時的深圳，已經漸漸顯露出改革先行的凹地優勢，一個出乎任仲夷、袁庚等人預料的是，這個「窗口」並未如設計中的那樣吸引巨額的外資投入，相反，倒是成為「賣全國、買全國」的「大基地」，一些內陸省份的政府紛紛到這裡開設貿易公司，以此為「窗口」，利用深圳的優惠政策，進行貨物的倒賣流通。
香港亞洲研究中心的陳文鴻博士在一項研究中發現，當初袁庚等人提出的四個深圳發展目標，到1983年都已經漸漸偏離：「產品以出口為主」，實際進口大於出口4.84億美元；「引進以先進技術為主」，但引進的主要是中國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設備；「投資以外資為主」，實際上外資只佔投資的30%，而且絕大部分是港資；「結構以工業為主」，當年深圳工業生產總值為7.2億元，而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為12.5億元，做生意賺的錢比工業多得多。
一本描寫深圳早期崛起的作品《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中記錄說，「貸款發財的熱情高得驚人，貸了款掛出招牌成立這公司那公司，深圳街頭每天炮竹響個不斷，得不到控制的貸款如脫韁野馬，已超出深圳存款餘額20多億元，弄得只好到中央和其他省市、自治區去借資金……」這一狀況在日後的幾年內並沒有改變，在外國人看來，深圳的投資條件並非像原先承諾的那麼好，美國《財富》4月號上便刊登了一篇觀察稿，抱怨：「深圳的治理，機構重疊，缺乏商業經驗。一位投資者說，在許多國家只要一個電話就能解決的問題，在深圳需要很多時間和官方討論。這裡仍然是中國」。
但是，在內陸和其他省份看來，深圳的政策環境已經好到不能再好了，越來越多人像王石一樣地跑到這裡來找機會，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資金向這裡流動。在1979年，深圳最主要的銀行深圳建設銀行，存款只有381萬元，到1983年，它已經有了7.19億元。在深圳建設的前十年中，國有資產增長到250億元，來自銀行的貸款就有180億元，而其中的絕大部分是從內陸地區以各種正規或灰色的方式融通過來的。在這個意義上，深圳的奇跡不是靠吸引外資而產生的，而是全國人民「倒」出來的。廣東學者何博傳在《山坳上的中國》一書中曾經描寫過一個「倒賣」的實例：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買了一把折疊傘，發現竟是從上海運去香港，又轉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興，說是比在上海買少花了幾塊錢，深圳人也高興，說賺了幾塊錢；香港百貨公司也高興，同樣說賺了幾塊錢，真不知誰見鬼了！
面對流通環節的活躍和「混亂」現象，中央政府陷入兩難。一方面，「倒爺」和形形色色的民間貿易公司擾亂了商品流通的計劃體系，造成亂漲價和通貨膨脹。所以，在這一年裡，北京為此一再下文，7月，國務院和中紀委聯合下發《緊急通知》，嚴厲要求「堅決制止亂漲價、亂攤派兩股歪風」。10月，這兩個機構又下發《通知》，要求「堅決制止農業生產資料供應中的違法亂紀活動」。這兩個《通知》在客觀上取得的效果是，對於有背景的「倒爺」來說，雖有威懾卻根本無法禁止，對於那些「老實聽話」的國營企業來說，使得他們不敢自作主張，龜縮到計劃體制的框框內。新創刊的《經濟參考》便在7月22日的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新聞：上海第五鋼鐵廠向鎮江冶煉廠採購一批鉬鐵，後者要求價格比國家定價高28%，並稱如果五廠不能接受，自有其他鋼廠願意按這個價格要貨。五廠沒有辦法只好按此採購，而自己在銷售鋼材的時候也被迫「漲價」。
被指「亂漲價」的鎮江廠也自有難處，如果按國家定價，則必虧無疑，因此漲價也是迫不得已。這一新聞透露出來的信息是，剛性的計劃定價已經在日漸市場化的環境中陷入結構性困局。另一方面，鬆動價格管制、開放部分商品的定價權已成為大勢所趨。在此之前，全中國所有的商品，從大型機械到針頭線腦，都是由國家計劃定價的，任何企業不得有一點的自主權。這種狀況顯然無法維持，因此，國家不得不開始逐步放開了小商品的價格，在1982年9月和1983年9月，國務院先後兩次放開了共510種小商品的價格，同時還允許同類產品有5%~15%的「質量差價」，那些被授予金質、銀質獎的優質產品還有另外更大的定價空間，其中，金質獎產品加價不超過15%，銀質獎不超過10%，優質產品不超過5%。小商品價格的放開與鬆動，為貨物的流通和民營企業的崛起帶來了可能性。在以後的描述中，你將看到，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的出現與小商品的流通與製造密切相關，正是在這些不起眼的、為大中型國營企業不屑一顧的領域裡，精靈般活躍的民間資本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積累。
現在，我們就要把目光轉移到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窮鄉僻壤。日後的人們很難想像，為什麼在那些不通鐵路、沒有工廠、資源匱乏、知識素質也不高的地方，會孕生出中國商品的集散地。在1980年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義烏這個小縣城，它地處浙中盆地，三面環山，狹窄的街巷，低矮的木屋，全縣28萬勞動力，剩餘勞力達15萬人，人均年收入88元。近百年來，義烏最出名的是「敲糖換毛」，這裡生產紅糖，同時土地貧瘠，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地方有雞毛肥田的習慣，俗稱「塞毛」，為了收集雞毛，農民們便於冬春農閒季節肩挑糖貨擔，手搖撥郎鼓，走村串鄉「敲糖換毛」。為了多點收益，糖擔裡每每會放一些婦女所需的針線脂粉、笄網木梳。這群「敲糖幫」大概有萬把人，百年未絕，成了浙中一帶「天生」的農家商販。1978年前後，在義烏縣城東部的廿三里鄉、福田鄉出現了自發的鄉間集市，十多副貨擔在那裡設攤，出售各色針頭線腦、自製的雞毛撣子、板刷等等。又過兩年，這些貨郎進了縣城稠城鎮，一副擔子擺下來，附近馬上冒出兩三副，然後更多。小攤位蜿蜒而行，吆喝聲漸成聲浪，不久就發展到了兩百多攤。
當地縣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和處置這些「敲糖幫」，於是便發出《小百貨敲糖換取雞毛什肥臨時許可證》，算是默許了這些商販的存在。到1982年年底，全縣的《臨時許可證》不知不覺已經發出了7000份，稠城鎮上的商販也超過了300攤，所交易的商品大大超出了「雞毛什肥」的規定範疇。有人便開始給省裡寫信，驚報「義烏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小溫床」。彼時擔任縣委書記的謝高華面臨巨大壓力。謝高華是個瘦削矮小的中年人，1.65米不到，頂多90來斤，走在馬路上，像是一朵棉花在飄。但是，就是這朵「棉花」卻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倔強的決定，1982年11月，他宣佈正式開放「稠城鎮小商品市場」，並宣佈「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四條之中，「允許從事長途販運」明顯與中央文件相背離，其餘三條也無法律依據可循。謝高華把小商品市場的第一張營業執照發給了一個叫馮愛晴的農村婦女，她後來成了全國新聞人物。1983年7月，義烏縣政府投資58萬元，建造起一個佔地220畝的攤棚式市場，場內全部是水泥地面，鋼架玻璃瓦，這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專業市場。
膽大包天的謝高華在義烏挖出的這個「政策凹地」，迅速地產生了積聚效應。到年底，有個叫朱恆興的有心人做了一個統計，義烏的市場攤戶增加到1050個，日均交易人數為6000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外地人，以溫州和台州為主，上市商品多達3000多種，本地產工業品約占1/3，其餘大多來自省內鄉鎮企業及江蘇、廣東一帶的產品，而銷往地多為長江以北及雲貴等省份。很明顯，一個跨越省界、輻射全國的市場網在當時已顯雛形。與此同時，商品物流也帶動了義烏家庭工廠的發展，很多商販在市場裡擺攤，在家裡搞家庭工廠，所謂「前店後廠」的模式油然而生。「貨多價廉款式新」，義烏的名聲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在中國農村傳播，這裡很快出現了來自天南地北的商販。1984年底，上海《文匯報》記者沈吉慶聽熟人說，在浙江有個叫義烏的地方，一種新穎小商品或新技術只要在國內的城市商場一出現，沒過多久，人們就可以在那裡的市場上找到。他便饒有興致地趕到了義烏，後來他寫出一篇《小山溝裡的大市場》，這是義烏第一次被媒體發現。
沈吉慶看到，在小商品市場周圍活躍著上萬名商販和2000多家家庭工廠，而義烏人的技術都是商販們從全國各地帶來的，塑料加工是從廣州學來的，針織工藝是從紹興、嘉興引進的，童鞋製作是從溫州移植來的。他還講了一個很生動的故事：年初，有位商販聽說在城市裡太陽帽的生意非常好，就特地趕到杭州去買一頂回來，鑽研了三天，就仿製出了一模一樣的太陽帽，價格還比城裡的低了一半。半年後，在義烏市場上加工經營太陽帽的商戶就達到3000人，成了全國最大的太陽帽產銷中心。
義烏的發展模式，幾乎是80年代中國民營經濟成長的標本：一個專業市場的出現，構築出一張輻射農村及中小城鎮的商品網絡，在物流需求的誘發下，周邊冒出數以千計的家庭工廠，最終形成「前店後廠」、「雙輪驅動」的初級產業格局。在中國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產業基礎、政策扶持、人文素養乃至地理區位等方面的客觀條件，都無法與當地的改革創新意識相匹敵，往往，一地觀念的解放與否是它有沒有可能發展起來的唯一條件。那些工業基礎雄厚、地理位置優越的城市地區，如東北、華北及上海等地，由於計劃經濟色彩濃厚，政府管治能力健全，民眾對體制的依賴度較高，民營資本難有萌芽的機會，倒是天偏地遠、國有經濟薄弱的邊窮地區，如珠江三角洲、閩南和浙江中南部一帶，卻意外地具備了自謀生路的勇氣和可能。
義烏小商品市場裡，來自溫州的商販是最主要的一群。事實上，在義烏崛起之前，溫州的專業市場已經發育到了相當的程度。跟義烏相比，溫州是一個更具傳奇色彩的地名。在中國當代改革史上，溫州可被視為「聖地」。這裡誕生了第一批工商個體戶、第一批專業市場、第一批私人公司，這裡也因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壓力，每一次觀念交鋒之際，這裡都成為千夫所指的眾矢之的。在上一年開始的治理整頓中，溫州已經成了被重點關注的對象，「八大王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的現象。整治一度讓紛亂熱鬧的溫州經濟突然降溫，不過潛伏在民間的水流卻從未斷絕過。在1983年前後，溫州的家庭工業有十餘萬戶，從業人員40萬人，常年有十萬人奔波於全國各地，推銷產品和採購原料，後來有人用「四千精神」來形容這「十萬購銷大軍」的艱辛：歷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跑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
在這些購銷員的四海奔忙和穿針引線下，樂清、蒼南等縣日漸形成了400多個商品交易的集散地，其中一些稍具規模的便被好事者通稱為「溫州十大專業市場」，這些市場的交易商品均為日用小商品和生產性原料，如鈕扣、塑料編織袋、塑膠鞋、低壓電器、皮革、鋁塑標識等等。而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些市場偏偏都不在交通的要道和城鎮中心，全數俱在交通十分不便捷的山谷或水灣鄉村，前往交易的耗時費力都很大。譬如，樂清的橋頭鈕扣市場，興起在一個距離杭溫國道有3.5公里的山窩窩裡，自它1979年出現直到20年後日漸衰落，它都沒有搬離原址或離國道稍稍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