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說：「寧可讓經濟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主政廣東的任仲夷在壓力下被迫寫了平生的第一張檢討書，然而，他仍然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經推行的開放政策不能收回。他的一時堅持，守住了特區開放的陣地。不久後，廣東出台新的地方法規，把開放持續推進。深圳開始向香港和澳門商人發放多次出入境的證件，免除了進出關的麻煩，同時允許外資工廠擁有聘用和解雇工人的權利。特區的土地租賃也走向制度化，每平方米的工業用地年租金為10~30元人民幣，商業用地的年租金為70~300元人民幣，平均比香港低了10倍左右。《南華早報》在社論中說，「這是讓所有香港商人夢寐以求的」。而美國的《商業週刊》則評論，「廣東省的政策表明，自1949年以來，外國人第一次被允許在中國長期租用土地、自定工資和解雇工人。」似乎是為了呼應任仲夷的開放決心，這年10月，蛇口開發區主任袁庚讓手下做了一塊很大的標語板，樹在工業區管委會的門口，上面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標語在一開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很快它成為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經典。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員的開明，使得香港商人成為第一批投資大陸的外來資本群體。《經濟學人》在一篇觀察稿中寫道：「在深圳投資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從大陸移居香港或者澳門的中國人，它們比西方投資者更容易適應中國模糊的法律。考慮到香港的前景，他們中的許多人把在這塊地方投資當做賭博……然而這些華人投資者仍舊小心謹慎。深圳將近70%的外資投資都集中在辦公樓、賓館以及其他旅遊設施上，僅僅只有7.3%是投資於工業項目。」與香港商人的踴躍相比，歐美企業則要謹慎得多。《紐約時報》記者的觀察是：「迄今為止，美國和歐洲的大投資商還在迴避這些經濟特區。工人未受過訓練，不按期交貨，不按期啟運，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缺乏，在合法權利問題上變化無常，在中國國內市場的銷路有限等等，使歐美的大投資商不敢貿然行事。」到這一年底，深圳最大的工業投資項目是百事可樂的工廠，總投資額為550萬美元。
如果說南方的特區開放步履維艱的話，那麼，全國範圍的國有企業改革則更是乏善可陳。原本以為，只要把在農村改革中一試就靈的「承包制」拿到企業改革中來就可以了，誰知道，後者的複雜程度遠遠大於以個體生產為主的農村經濟，中國企業變革開始陷入經濟學家高尚全所總結出的「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的輪迴中。198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提出用兩三年時間，對所有國營工業企業進行整頓。內容有五項：整頓和完善經濟責任制；整頓和加強勞動紀律；整頓財經紀律；整頓勞動組織；整頓和建設領導班子。列入第一批整頓的企業共9150個，其中大中型骨幹企業1834個。國家統計局在年終報告中承認，本年度的生產、建設和流通領域中經濟效益差的狀況沒有明顯改善，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過多，戰線過長，存在著計劃外項目擠計劃內項目的現象。在國家計劃建成投產的80個大中型項目中，有33個沒有建成，計劃建成投產的80個單項工程中，有24個沒有建成。其中，唯一的亮點是上海郊區的寶鋼終於在重重爭論中「飄出了第一縷淡淡的青煙」。
事實上，圍繞寶鋼的種種風波和爭議從1980年就開始了。這一年的8月22日，新華社罕見地播發了一條新聞稿，嚴厲批評寶鋼下屬的一個「電力分指揮部」違反財經紀律，擅自動用外匯，進口屬於高級消費品的小轎車和旅行車各四輛。在其後的一些評論中，寶鋼被影射是「浪費與赤字經濟」的典型，在「一切經濟都是政治」的輿論環境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從中嗅到了某種不尋常的意味。倫敦的《經濟學人》雜誌在這個月的「中國評論」中透露說，「中國鋼鐵工業的副總負責人在上海告訴日本鋼鐵公司的經理，外界的批評已經讓工程很難再向前推進。許多人認為，中國擁有大量的廉價非熟練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建造只需要少量熟練工人的資本密集型工業工程是瘋狂的」。
9月，在第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就寶鋼的問題向冶金工業部提出質詢，問題包括「這項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資，工廠建成後能出多少產品，建設這麼一個廠在經濟上是否合算，工廠的選址是否恰當，工程的質量如何」等等，冶金工業部部長唐克對此進行了一一的回答，他承認寶鋼建設中有幾點教訓，如「冶金部對量力而行的原則考慮不夠；上馬倉促，沒有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沒有請各方面的專家進行論證，準備工作有許多欠缺的地方；如果有比較充裕的準備時間，可再節約一些外匯。在資金使用上也存在一些浪費現象，買了一些不該買的東西。」新華社對這一質詢進行了公開的報道，很顯然，有人希望通過讓事態公開化的方式迫使這個項目流產或推延。
1981年8月，在宏觀經濟日趨緊縮的大背景下，中方決定中止向日本公司購買成套設備的四個合同，並為此支付了相當於合同總金額11%左右的補償費，到第二年的3月，寶鋼向德國公司購買設備的巨額協議也被要求推遲三年「交貨」，此些舉措在國際輿論中濺起軒然大波，它被視為中國經濟「緊急剎車」的重要標誌事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寶鋼的建設終於沒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兩座巨型熔爐正式宣告投產，這個時間比原定計劃延遲了大約十個月。它們將年產鋼鐵300萬噸，占當時全國鋼鐵產能的1/10。媒體報道：「一個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的雛型已經呈現在人們的眼前。首尾長達一公里的初軋廠，翠綠色的鋼結構廠房已經大部完工，兩台有四層樓高的初軋機，像一對孿生兄弟挺拔地站在堅實的地基上。遠處發電廠兩百米高的大煙囪裡，正飄浮著淡淡的青煙。」
緊縮的空氣讓所有在中國投資的外資公司也同樣感受到了壓力。一馬當先的日本企業繼續在中國開疆拓土。三洋公司已經一口氣開出了5家工廠，傳奇企業家井植熏親赴中國考察，它生產的彩電、錄音機、洗衣機和冰箱將很快鋪遍中國的各大商場；本田公司與中國最大的摩托車工廠——重慶的嘉陵機器製造廠簽訂了合作生產5萬輛摩托車的合同；三菱汽車與北京卡車製造廠的談判也在順利進行中。不過，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在大力歡迎這些電器公司的同時，也對它們即將帶來的產業衝擊產生了憂慮。《日本經濟新聞》在5月發表了《中國以耐用消費品為中心，加強保護貿易》一文指出，由於日本耐用消費品大量湧入中國，造成了國內企業的壓力，大量商品積壓，工廠發展艱難，因此「保護民族工業」的呼聲已經響起，中國政府將開展一系列針對性的貿易保護措施。這家報紙還列舉了十種可能受到保護的耐用消費品，包括汽車、電視、手錶、自行車、照相機、冰箱、洗衣機等等。似乎是為了印證日本報紙的觀點，8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對廣東、福建兩省進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貨內流的暫行規定》。對汽車、電視機、電冰箱等17種經批准的進口商品只准在省內銷售，不准銷往外市。
不過，這樣的規定由於其操作性的缺乏，事實上很難被嚴格地貫徹下去。跟決心在中國市場上大有收穫的日本企業一樣，已經在中國開設工廠的可口可樂開始它漫長而愉快的征服中國消費者的旅程。似乎在起初，中國人並不喜歡那類似咳嗽糖漿的味道。此時，可口可樂公司又讓人們見識了什麼叫商品促銷。每當週末，可口可樂的職員就舉著標有可口可樂商標的彩色氣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場推銷，五毛錢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一時間人潮如湧。日後搞營銷研究的人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這種促銷活動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北京的一些報刊雜誌立刻發表文章，抨擊可口可樂。稱這種做法「侵入中國，引進了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一家日報還在內參上登出文章——《「可口」未必「可樂」》，文章列舉了可口可樂進入中國的數條罪狀。很快，上面來了指令：可口可樂被嚴格地限制在外國人圈子中銷售，「不准賣給中國人一瓶」。這個禁令執行了將近一年，讓美國人很是沮喪，後來，經過中國合作方的再三爭取，它才又獲准恢復內銷。
不過也有讓美國人暗喜不已的現象，在南方的廣州，一些愛好時髦的小青年把鐵罐包裝上的「可口可樂」商標剪下來，貼在自行車的前把手或後輪護皮上，儼然是一輛「可口可樂牌自行車」。很顯然，來自西方的文化輸入比商品還要早上一步。在其他方面，儘管緊縮的空氣讓人擔憂，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公司來到中國。吸引它們的原因幾乎都是相同的：便宜的勞動力、廣袤的消費市場。1982年3月，北美最大的運動鞋公司Nike急急忙忙地在福建開出第四個工廠，那時候，它被翻譯成「乃基」，生產出的所有運動鞋全部出口海外，直到幾年後，當它開始內銷中國市場的時候，它才改名為「耐克」。讓人記憶深刻的是，乃基鞋的生產線全部是從臨近的韓國和中國台灣工廠拆運過來的「二手貨」，產業梯級轉移的特徵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香港《大公報》的報道說：「乃基之所以轉入中國大陸生產，主要的原因就是那裡的勞動力比韓國和中國台灣便宜得多。」到年底，乃基開在天津和上海的3間工廠將生產150萬雙運動鞋，公司董事長菲爾·奈特希望，到1985年，中國區的產量能夠佔到乃基鞋總產量的29%，即1800萬雙。中國將成為一個「全球工廠」的命運似乎在很早就被定義下來了。瑞典的Ericsson公司與北京電信部門的通訊設備合作談判也有了成果，它將在北京安裝7500門程控電話，在此之前，中國所有電話都是陳舊的撥號式的，這個合同價值700萬港幣。跟Nike一樣，它當時被翻譯成技術色彩很濃的「易利訊公司」，直到後來它開始銷售手機時才改成更有親和力的「愛立信」。當時中國的電話普及率只有0.43%，全國10億人口，僅200萬部電話——也就是說每500人有一部電話，而北京和上海就集中了40萬部，另外，全國只有12座城市能夠打國際長途電話。4月份訪問香港的公司董事長歐廷深對記者說：「每當我一想到這些數字，就會激動得睡不著覺。」當然，並不是一切合作都會像童話那樣的美妙，在商業活動中，文化和觀念上的衝突從來就沒有停歇過。法國雷米·馬丹公司在天津成立了中外合資的王朝葡萄酒廠。法方經理對前來訪問的《華盛頓郵報》記者抱怨說：「我們不得不告訴他們的第一件事情是，請不要在酒廠裡隨地吐痰。」而中方則覺得法國人實在太挑剔，「他們不習慣在中國工作，一停電，就大發脾氣。」在項目談判之初，法方承諾大量收購當地葡萄，然而，當農民喜滋滋地把葡萄挑到廠門口的時候，有一半以上遭到了拒絕。憤怒的農民把葡萄全部倒在酒廠門口，中方當然也十分不滿，「如果葡萄含糖量不到18%，他們就不買，我們從未聽說過這種事情」。最後解決的辦法是，法國人公佈了收購的標準和條件，並大幅提高合格葡萄的收購價格。除了投資與合作，日後將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已經初露端倪。到年底，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增幅迅猛，在北美、日本市場，中國大陸貨已經超過了之前一直領先的台灣貨。
在當年的出口貿易中，紡織品佔到出口總值的32%，中美開始就紡織品貿易展開拉鋸戰式的談判。同時，關於其他商品的制裁也開始了，11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裁定，中國的蘑菇罐頭損害了美國的蘑菇業，這是從公開媒體上看到的第一例針對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案。11月24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部長級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在這次常規性年會上，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國外經貿部派了一個司長前來觀摩。法新社當即敏感地意識到，「中國試圖成為這個國際貿易組織的一員，他此次前來的目的顯然是想瞭解加入該組織的程序問題。」關貿總協定組織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年，是佈雷頓森林協定中的一部分，它與同時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被認為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中國要加入該組織，將獲得最惠國的待遇，但首先必須承諾開放國內市場。在此後的相當時間裡，能否及何時加入該組織，成為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