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紀過去了，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北島：《回答》，1982年
從年初開始，胡金林就預感到要大禍臨頭了。樂清縣「打擊投機倒把工作組」是1月份進駐到柳市鎮的，胡金林第一個被叫去談話。「你大致說一下你是怎麼做生意的？有沒有老實交稅呀？」組長是他熟人的熟人，所以訊問起來的口氣好像並不太嚴重。胡金林說自己做生意是怎麼的辛苦、怎麼的合法、怎麼的受客戶的歡迎。30歲出頭的他是柳市鎮上第一批做電器元件生意的，先是做量具、標準件的小生意，後來開了一間「向陽五金電器門市部」，除了銷售還做一些簡單的加工製作。他的電器原料都是通過各種法子從國營企業流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賣給上海、寧波一帶的國營企業，到1981年，他的營業額已有120萬元，是遠近有名的老闆了。當時，柳市鎮的小電器行業已漸漸成規模，大大小小的電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個，因而被稱為「電機大王」。被約談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動找到工作組，他帶去一皮袋的現鈔，有六萬元，算是補繳了17個月的稅款。他以為這樣總可以過關了吧。
過了春節，柳市的空氣好像還是很凝重，大街上開始掛橫幅，「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已經有三四年沒有響過的大喇叭又轟轟地叫了起來，每天都有口吻很強硬的社論之類的在播出。胡金林看看苗頭還是不對，索性把門市部的卷閘門一拉了事，不做生意了，他帶上新婚不久的妻子去全國各地旅遊散心。兩周後回柳市，朋友們再見到他都很吃驚，「我們還以為你不會回來了。」胡金林這才明白，事情看來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了。稅務部門把一張白紙紅章的文件貼在他的門市部水泥柱上，通知他今後的營業稅要上調，從前些年的0.35%連補帶罰增加到6%，如果有問題不上報，被查出後再追罰兩倍。又過了一個月，鎮上突然派人來找他，話只冷冷地說了一句，「你從現在開始不得外出，必須隨叫隨到，等候處理」。從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都證明，工作組已經開始在整理他的材料。胡金林的日子變得動盪不安，每天他都在四處打聽上面的動靜。
到了7月，柳市鎮上一些有名的工商戶都被叫到工作組去過了，有幾個進去就沒有再出來。胡金林知道，暴風雨要來了，一日黃昏，一個鎮幹部騎著自行車路過他家門口，突然停下來小聲地對他說：「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後就迅速地騎走。胡金林轉身往屋裡奔，從抽屜裡拽出早就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沒有告別一聲就倉皇地逃出了柳市鎮。當夜12點，警車呼嘯地停在他家門口。撲了一個空。兩個月後，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國通緝，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與他同時遭此命運的還有七個柳市工商戶，分別是「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此七人加上胡金林，合稱「八大王」，是為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
自上一年開始整治經濟秩序以來，針對一地一個團伙的定點式打擊，這是第一起。這八人從生意規模上看，都可謂微不足道，胡金林、鄭元忠算是其中做得最大的，年營業額不過百萬元而已，劉大源、程步青等人不過是開了一個螺絲和礦燈門市部，而葉建華、王邁仟、李方平等更無非是幫上述幾個人做一點產品目錄和二手電器倒賣。這些人之所以會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全國重點打擊對象，一是其標本性和群體性，二則是因為溫州的緣故。在當年，溫州的個體工商企業已超過十萬，約佔全國總數的1/10，而奔波各地的經銷員更多達30萬人，已蔚然成為一支讓各地國營企業頭痛不已的「蝗蟲部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八大王」的高調處理，便很有超出經濟上的意味了。在日後的兩年多時間裡，「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一塊烏雲籠罩在溫州和浙江上空。溫州市工業在1980年的增速為31.5%，到1982年卻下滑為?.7%，其後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而被當成全國重大典型的「八大王」的命運也各有乖舛。最早被逮住的是22歲的程步青，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他被五花大綁押上台，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宣佈判刑四年。在全國公安的協力嚴辦下，葉建華、鄭祥青、李方平和王邁仟相繼落網判刑。鄭元忠潛逃在外，後被看守所收容，在裡面關押了186天。胡金林從上海、北京流竄到東北，甚至在當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說《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老巢——夾皮溝躲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兩年後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為風頭已過悄悄溜回柳市，當夜就被警察捕獲。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報道：「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胡金林在監獄裡被關在重刑犯單間裡，他已徹底絕望，做好了判重刑乃至被槍斃的準備，誰知道66天後，四個公安人員來到他的面前，宣佈他被無罪釋放。唯一逃脫懲罰的是「螺絲大王」劉大源，在整整三年裡，他像老鼠一樣地四處躲藏，有時候身無分文只好到垃圾箱裡翻揀東西吃，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熟親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認。
「八大王事件」是1982年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1月11日和4月13日，國務院兩次下發嚴厲文件，「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麼人，不管他屬於哪個單位，不論他的職務高低，都要鐵面無私，執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到這一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對柳市「八大王」的高調討伐，令全國民營企業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公然與國營企業搶原料和「擾亂市場秩序」了。與此同時，另一個發生在武漢的案件則展現出另一個領域裡的爭搶，那就是民營力量已經把手伸向國營企業內部的科技人員，開始與國營企業爭搶技術和人才，這當然也是不能容忍的。1982年的春節，武漢工程師韓慶生是在監獄中度過的，他入獄的罪名是「技術投機倒把罪」。
前一年，國營一八一廠的韓慶生和另外三個工程師為武漢的一家鄉鎮企業九峰農機廠設計了兩套生產污水淨化器的圖紙，還編寫了兩萬多字的產品技術說明，這家農機廠本來已經瀕臨倒閉，卻因為韓慶生們的幫助而起死回生，當年就實現了五萬元的利潤。農機廠的廠長黃從良很感謝這些工程師，到年底發給4個人每人600元。就是這600元把韓慶生送進了監獄，一八一廠的有關領導知曉此事後當即向公安局告發，韓慶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利用國家技術牟取私利，是為「技術投機倒把罪」，一審判決入獄300天，用韓慶生的話說，「相當於兩塊錢坐一天牢」。在當時中國，向民營企業偷偷輸送技術的絕不只有一個韓慶生，當時國內科技人員號稱有800萬名，其中1/3閒置無事。新興的鄉鎮企業則人才短缺，急需科技人員，於是，便有很多國營企業的工程師在週末被鄉鎮企業主接走，偷偷地到這些工廠幫忙進行科研。
當時有個專用名詞來稱呼這群人，叫做「星期日工程師」，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為國營企業工作，到了星期日就被接到城外的鄉鎮企業，為那裡的工廠提供技術幫助。韓慶生正是這個人群中不起眼的一個。因為他是全國第一個因此被判刑的技術人員而廣受關注，成為當年度的一起標誌性事件。據當時報紙記載，3月2日，韓慶生和他的律師楊霞第一次出庭辯護，參加旁聽的就有300多人，大部分是與韓慶生類似的知識分子。法庭辯護整整進行了一天，公訴人說一段，辯護人說一段，一共辯了十輪，這在當時的司法界已是罕見的透明，當楊霞發言時，因辯辭動人幾次被聽眾鼓掌打斷。當年8月，武漢市武昌區法院宣判韓慶生無罪，公訴人再向上級中院申訴，12月，中級人民法院改判韓慶生罪名成立。當日，韓慶生的家人帶著申訴狀坐火車去北京上訪。事件至此，韓慶生案引起舉國關注。當時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中影響很大的北京《光明日報》專門為此開展了討論，讀者信件像雪片一樣飛進報社。
由於當時法律的不健全，在此案的處理上基本沒有是非可言，維執法者和當政者的考量為依據。韓案被報紙公開討論，一時輿論鼎沸，全國的科技人員大多對法院判決不以為然，中央領導人親自過問案件進展，事件在此後突然峰迴路轉——這樣的戲劇性情節在此後的企業史中將一再發生——1983年2月3日晚上10點，武漢市市長帶著判決書和退還的600元來到韓慶生家中道歉。韓慶生事件的喜劇性落幕，並不意味著類似事件已成定論。在今後的若干年內，國營機構裡的科技人員能否外出兼職依然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1985年前後，上海太平洋被單廠一個叫鄭鴻堅的助理工程師還因為業餘兼職而被判處徒刑、關進大牢。直到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專門下達了文件，稱「允許科技幹部兼職」，至此，這個爭論才總算塵埃落定，而事實上，在那時，民營企業聘用科技人員已是一個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現象。一個十分可笑和耐人尋味的事情是，在關於科技人員能否出賣技術的討論中，從來沒有人認真地從職務專利的法律角度來討論這個事情，儘管國家在1980年就成立了專利局，通過了《專利法》。
「八大王事件」和「韓慶生事件」均在當年轟動一時，以後來者的角度來解讀：國家是在動用政府機器對體制外的資本力量進行遏制，這樣的制度性遏制將在今後的20年時間裡持續發生，這不是某一個人的決策行為，而是整個中國企業變革的邏輯使然。從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年份起，從資產身份的不同來制定不同的政策便成為一個不容置疑的戰略，有很多時候，它甚至成為了一種改革價值觀。在1981年，當國營企業改革推進乏力，而剛剛萌芽的民營力量開始形成一股經濟力量的時候，對前者的保護和對後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種本能性的政策反應。必須指出的是，經濟整肅讓民營經濟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地延緩了它的成長勢頭，特別是先發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承受巨大的衝擊和壓力。很多年後，有記者問任仲夷：「主政廣東工作期間有無失誤？」任坦言，「人哪能沒失誤，1982年差點過不了關。」「過不了關」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華南地區走私蔚然成風。
當時廣東不少縣市的走私出現了「漁民不打漁、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一窩蜂地在公路沿線、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象。很難有確切的數據證明這些走私到底涉及多大的商品流通量和交易金額，不過，它確實是很多人原始積累的方式。通過這種非法、不無血腥的「公眾走私運動」，華南（包括福建南部的潮汕地區和浙江南部沿海的溫州、台州地區）率先取得了企業發展的資金和產品流，不少後來創辦了工廠的企業家在當時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經歷。針對這一現狀，1982年1月，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打走私販私活動。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問題。胡耀邦總書記主持會議，會議氣氛極其嚴肅，對走私的研究很快轉變成對開放的批判，會上有人說：「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有人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