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物質生活的改善似乎超出了人們原先那點卑微的奢望。城市商場裡出現越來越多的家用電器，三年前才開始在中國製造的洗衣機到年底已經達到200萬台的產量，電視機總量達到1000萬台，電冰箱的需求量也呈井噴式的成長，在幾年前，新婚家庭的三大件是「自行車、縫紉機、手錶」，而現在已經變成了「新三大件」：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對家電的需求直接引爆了其後長達十多年的中國家電熱，由於這些產品的技術要求並不高，使得那些先覺醒起來的企業——包括國營公司中的弱小者及民營企業——尋找到了發展的縫隙，一些日後將風雲一時的家電公司都將在這兩年內一一登台亮相。不過在這一年，中國最緊俏而奇異的商品，還不是松下電視、東芝冰箱或可口可樂，而是吉林省長春市的君子蘭。已經無法考據，這種造型高挑、氣味淡雅的觀賞植物為什麼會一夜之間身價百倍，而這股瘋狂的「君子蘭風」為什麼又會發生在向來商品意識淡薄的東三省。長春人向來有種栽君子蘭的風俗，但從來沒有人把它看得很金貴。
瘋狂從街巷中的小道消息先開始的，在此前的一年，一些「有人靠君子蘭發財了」的傳聞已經隱約瀰漫在長春的大街小巷，據說，一個商販養的君子蘭被什麼外商看中，出價一萬美元買走；據說，一位港商要用一輛「世界上公認的超豪華高級皇冠轎車」來換一盆名叫「鳳冠」的君子蘭，結果被主人郭鳳儀——一家花卉公司的經理給當場拒絕了；據說，一個老頭養了幾株珍貴的君子蘭品種，死活不讓人看，但是某夜被人偷走，結果氣得立馬斷氣；據說，有個人從瀋陽長途開車來到長春偷花，得手後連夜返回，最後在倉皇逃竄中車翻人亡……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翻新、在製造、在發酵，每一個都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與此同時，長春當地的媒體也推波助瀾，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說君子蘭好，品格高雅，花中君子，放在家裡能夠清新家中的空氣，養人容顏，有益健康等等等。
就這樣，原本幾元錢一盆的花卉一日一日地扶搖直上，幾百元，幾千元，上萬元，而當時，一般工人的工資僅三四十元左右，如果養出一盆君子蘭，倒手賣出成百上千元，無疑是發了大財。於是，在炒賣預期的推動下，君子蘭瘋了。到1982年，滿城瘋魔君子蘭，這株秀氣小巧的植物成為長春人生活唯一的主題。它的價格一漲再漲，倒手賺錢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現了5萬元一盆的君子蘭，很快，10萬元的也出現了，到9月份，在城裡最熱鬧的紅旗街花市上，最貴的一盆叫價竟達15萬元！這是所有長春人一輩子都沒有看到過的金錢數字。就這樣，一種除了觀賞別無他用的植物在開放之初的東北無比詭異地誘發了一場經濟泡沫。這個泡沫還將持續兩年，1983年，長春市政府做出了《有關君子蘭交易的若干規定》。為一種花草的買賣專門以政府名義做出規定，舉國這是第一例。《規定》要求：「賣花要限價，一株成齡君子蘭不得超過500元，小苗不得超過5元。同時還規定，除了按交易額徵收8%的營業稅之外，一次交易額超過5000元以上的，稅率要加成，超過萬元以上的，還要加倍。」這份規定不但沒有起到抑製作用，反倒像是往烈火中澆了一盆油，君子蘭價格再被催漲。1984年10月，長春市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決議，把君子蘭定為「市花」，號召全體市民「家家戶戶養君子蘭，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不種君子蘭，愧為長春人！」至此，瘋狂到達頂峰卻也迅速轉入疲態。由於投機過於劇烈，引發種種社會動盪，尤其可怕的是，很多企業單位動用公款投資君子蘭，成為瘋狂最強勁的動力。終於在下一年的6月1日，長春市政府迫於各方壓力發佈了《關於君子蘭市場管理的補充規定》，明文規定，「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不得用公款買君子蘭；在職職工和共產黨員，不得從事君子蘭的倒買倒賣活動，對於屢教不改的要給予紀律處分，直至開除公職和黨籍。」此規定一出，君子蘭風夏然而止，花價一落千丈再無波瀾，只留下一地捧著花盆的市民欲哭無淚。長春君子蘭事件在當年並非孤例。1982年前後，江浙一帶也曾爆發過五針松（一種觀賞型松樹盆景）的炒賣事件，其瘋魔狀況也毫不遜色。這些現象頗似17世紀荷蘭發生的鬱金香事件。它可以被看做貧窮日久的底層民眾對財富渴求的一次妖魔式釋放。「潘多拉的盒子」真的被打開了。
客觀地說，1982年宏觀經濟的緊縮，並沒有造成意識形態上的全面回流，它所表現出的種種粗暴是一個習慣於用行政手段和思路解決經濟波動問題的政府，在面對新環境時缺乏市場經濟管理能力的體現。在中央決策層，改革依然是主流的力量，一些重大的變革在繼續推進中。這一年的一月，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力主下，國務院宣佈精簡機構，這是建國之後該機構規模最大的一次縮減，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好評。用日本《東京新聞》的評論說「官越大，減的越多」，其中，副總理減少了八成，部長級減少了七成，司局級減少了五成，其餘減少了1/3，部委從52個減少到41個。外電樂觀地認為，「國務院做出了一個新典範，如果全國各省市起而倣傚，中國的機構臃腫之症將可以治好一半。」在3月8日，國務院宣佈增加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這個機構成為中國體制改革的探索者，它的權力將日漸增大，一度握有股票上市等審批權，直到1998年3月被撤銷前，它一直是最顯赫和權重的經濟主管機構。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會上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是，確定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戰略。
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開幕式上致辭，第一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來的基本結論」，換句話說是，中國已下決心放棄高度集中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開始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與這一戰略相關的是，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明確提出了經濟發展的目標，「到本世紀末，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與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的那個浪漫藍圖相比，這個目標明顯要務實和可執行得多，它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激勵著這個國家裡的每一個人，它讓全民看到了一個依稀可見的希望。日後發展的事實是，到1995年，全國GDP提前5年比1980年翻了兩番。這一年的秋天，一個叫梁伯強的青年從香港又潛回到了老家——廣東省中山縣的小欖鎮。兩年前的一個深夜，18歲的他和三個好朋友從中山小林農場的八一大堤躍入冰冷的海水，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了對岸的澳門。
這兩年裡，他在香港和澳門四處打工，先在碼頭扛大包的牛仔褲，後在傢俱工廠描摹山水花鳥和古代仕女，他住在滿是偷渡客、娼妓和毒販的工棚裡，整日提心吊膽。聽家鄉來的人說，現在國內做生意機會多起來了，於是，他把辛苦攢下的三萬元港幣綁在腰上，又悄悄回到了小欖鎮。沒有一家國營單位願意接受他，原來工作過的工廠一度同意接納他，但條件是要他在全廠職工面前悔過自新，並要掛上「叛國投敵」的牌子，念自己的檢討書。梁伯強有點失望了，他只好選擇去菜市場當菜販子。
那時候，由曉光作詞、施光南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非常流行，「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一片高梁，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梁伯強每天就哼著這首歡快的歌曲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機遇。不久後，他將用扛大包和描傢俱攢下的3萬元錢辦起自己的工廠——這在三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20年後他成為中國的「指甲鉗大王」，產品佔據全國60%的份額。在當時的中山小欖，乃至中國沿海各地，到處遊蕩著「梁伯強」，他們是中國田野上無數朵渴望致富的漫漫野花。儘管受到遏制，體制外力量還在上升的通道裡，到1982年底，全國工商戶已達101萬家，與1979年底的10萬戶相比，整整增長了10倍。春天已經真的到了，儘管沒有歌曲裡唱的那麼浪漫。
【企業史人物】「大王」如蟻歷史中的人物，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大人物，一類是小人物，大人物決定了歷史的走向，小人物體現了歷史的真實。溫州「八大王」當然該歸入小人物，他們被舉國通緝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資產超過50萬元，在事件之後，他們也大多平凡無奇，重回芸芸眾生。原本以為要被殺頭的胡金林，心驚膽戰地進牢又懵懵懂懂地被放了出來。獲得自由身不久，他就籌劃辦一個軋鋼廠，「溫州沒有軋鋼廠，樂清更沒有，現在基本建設急需鋼材，我要辦一個軋鋼廠！」說這段話的時候，他早已忘記了三年前他正是因為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才遭到打擊的，商人從來是經濟動物，要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商業機會從手指縫中溜走而無動於衷，似乎比殺他們的頭還難。那個只有4.5畝地的私人軋鋼廠辦到1988年難以為繼，胡金林遠走上海、深圳做生意，最遠的地方到過新疆的柴達木盆地，他說，「報紙上說，西部開發是21世紀的曙光，我馬上想到可以去撞撞運氣。」在撞了一鼻子灰回來後，胡金林重拾舊業，開始生產和經銷「交流接觸器」，這時候柳市的低壓電器已赫然成勢，胡金林在這裡早已算不上什麼「大王」了。「線圈大王」鄭祥青當年被抓進去就有點黑色幽默。某日，「打擊經濟犯罪工作組」車過柳市，看見一幢三層樓高的小白樓頗為醒目，組員們就在車上議論，「這戶人家不搞資本主義，能有錢蓋這樣的樓嗎？」第二天，樓主鄭祥青就成重點清查對象，工作組抄家時在院子裡發現一大堆廢棄的電機線圈，他就被指控為「生產偽劣線圈牟取暴利」，「線圈大王」的名號由此圈定。鄭祥青被關押半年後放回，將近七八年不敢出門做任何生意。後來他迷上了剛剛時興起來的電腦，在柳市鎮上開過一個小小的電腦培訓班。唯一沒有被逮住的「螺絲大王」劉大源倒一直在做螺絲生意。他開在鎮上最熱鬧的前市街的「大源螺絲店」在很多年後成了記者前來拍照的改革樣板。
他最自豪的事情是，「80年代，我店裡的螺絲可是最全的，那時，上海標準件公司都只有兩萬多種，我有四萬多種呢！」後來，國營的上海標準件公司真的被劉大源們衝垮了。「目錄大王」葉建華原本是個拍照個體戶，某日，胡金林找到他，請他給自己的電機產品拍一個產品目錄，葉受此啟發，便專門給柳市鎮上的企業拍目錄。他很有點推銷頭腦，在目錄冊上他都會標上產品的名稱和基本數據，還分別標明了「國家價」和「柳市價」，那些對電器一竅不通的經銷員跑到各地，一拿出這個目錄冊就一目瞭然了。他做這個生意，竟名列「八大王」之一而被判刑關了一年半。出獄後，葉建華再不敢幹這生意，於是開照相館、開廣告公司、開汽車修理廠，「目錄大王」終成前塵舊事。年紀最輕卻坐牢時間最長的是「礦燈大王」程步青，他被公審判刑後，舉家在柳市已無法立足，其父母兄妹被迫流離他鄉。程步青出獄後，便去了上海做生意，後不知所終。「合同大王」李方平跟程的遭遇很相近，他被關了四個月後放回，從此遠走上海，後來僑居加拿大。
「舊貨大王」王邁仟，在1995年病死於肝癌，時年50歲。「八大王」中，日後稍有成就的是「電器大王」鄭元忠。他被全國通緝後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終於被公安捕獲，第二年的3月無罪釋放。出獄後，他重操舊業，辦了一家開關廠。20世紀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鄭元忠又到溫州大學讀國際貿易專業，成了溫州大學年紀最大的學生。畢業後，他突然轉做服裝行業，創辦「莊吉」服裝有限公司，並請動香港明星呂良偉做品牌代言，這家公司後來成為溫州服飾業中較成規模的一家。日後評選「溫州改革風雲人物」，鄭元忠便總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後舉國知名，臭不可聞，一度壓得溫州民營企業抬不起頭。1984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他組織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捲進行複查，得出結論是，「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滄海橫流，歷史從來浩蕩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運如蟻，舉重若輕的「符合中央精神」六字似乎已算是還了他們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