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國報紙上出現率最高的兩個詞彙是「三產」和「停薪留職」。所謂「三產」，就是國營企業在主業受阻後，開展的自救式商業行動，譬如，把原來的工廠圍牆敲掉，租給個體戶開店，或者把閒置起來的卡車組織起來，搞一個運輸公司，再或者，廠長們利用各自的門道，去搞一些貿易性生意。對「三產」的積極提倡，從日後的實踐來看，無疑是一個後遺症很大的權宜之計。它不可能解決國有企業已有的效率低下難題，反而倒像是把最需要解決的困難（比如提高企業的勞動效率、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等等）放到一邊，國營企業因此逐漸失去它們在各自行業中的領先優勢。通過「三產」和「停薪留職」所帶來的人員分流固然可以讓迫在眉睫的冗員難題得到暫時的緩解，但是卻從根本上造成了國有企業內部的人心渙散，沒有人願意再老老實實地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崗位，企業的核心能力被輕易地放棄在一邊。所有的人在八小時內懶懶散散，下班之後卻如魚入水，十分活躍。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觀察到的：「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3小時的午覺。但在家裡，這些人卻會忙於養雞或製造傢俱或其他工藝，以留做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友。
從年份上來說，1981年對中國來說的確不能算是一個很好的年份。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不像兩年前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只要打開國門，就是一片坦途。被寄予厚望的國有企業改革首戰即遇膠著，中央財政吃緊，思想再度混亂，而老天似乎也不肯照顧，從年初開始中原地帶就爆發旱澇，7月四川發大水，數千人死亡，50萬人無家可歸。美國《時代》週刊在《洪水和饑荒》一文中披露「北京第一次向國際社會求助」。文章說，「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遭受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洪澇和乾旱。主要受災地區包括河北、山西、山東等。中國共產主義政府31年來第一次呼籲國際社會的援助。同時，中國和聯合國官員都在努力控制事件嚴重性的披露。」而《經濟學人》在一語雙關的標題「中國這個瓷器店中的公牛」（ChineseBullinaChinaShop）下也寫道：「外匯儲備吃緊，國內通貨膨脹嚴重，石油產量瓶頸、出口下降，對稀有能源資源的嚴重依賴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嚴重問題，大量的投資削減損害了很多重大項目和國外供應商，其中包括上海寶鋼、南京石化、北京石化等。」相對來說，《財富》似乎要樂觀一點。在秋天，《財富》記者約翰·魯西走進華北平原，用眼睛向世界報道他看到的事實：「一個金秋的早晨，我們一行開著豐田車，行駛在河南鄭州的白楊樹大道上。河南是中國中部的一個省，40年前我曾來到這裡短暫工作，那時的河南，時而乾旱，時而洪澇，到處災民。今天的河南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其覺醒的企業意識。輿論對自由企業的傾斜已經使這種勢頭不可逆轉，這將有助於中國在各個方面同西方公司進行合作，並進而促使中國成為更為活躍的貿易夥伴。」用魯西的話說，「儘管很緩慢，但是中國真的在朝好的方向變化著。」透過這些外國人的觀察，我們似乎可以觸摸到1981年中國的緊張脈搏。全世界都在盯著這個剛剛甦醒的東方巨人，猜測它會不會在稍遇挫折後便又昏睡過去。
隨著日本和亞洲的崛起，全球公司版圖開始重寫。1970年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到1981年已有1/3消失。新上台的美國總統裡根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決定用更為市場化的手段和寬鬆的財政管制來激活低迷的美國經濟。那些不可一世的大公司也開始艱難地轉型，新一代、更具競爭和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走到了前台。通用電氣公司新上任的CEO傑克·韋爾奇前去洛杉磯邊上的一個小城市拜訪當世最知名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求教應該如何整合上千家下屬公司，德魯克教了他一個小招式：「你手下的公司有沒有價值，你只要看有沒有人願意花錢來買它就是。」回去後，韋爾奇就提出了「第一第二」戰略：通用旗下各公司如果不能成為行業第一或第二，就將被清除出局。在英特爾公司，總裁格魯夫開始構築高度組織化和整體化的公司架構，他甚至提出了「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的理念。在新技術層面上，1981年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年份。8月13日，IBM公司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台PC5150電腦，並創建了行業標準，這一天意味著世界進入了個人電腦時代，IBM將統治這個市場直到1994年。
這一年，中國的青少年們忽然得到一種新玩具——魔方。這是一個立方體的塑料玩具，六個面有六種顏色，每個面都由九個小正方體組成，看誰能用最短的時間，把六個面調成相同的顏色。在課堂、家庭和馬路上，你到處可以看到為此絞盡腦汁的人們。在某種意義上，此時的中國經濟也很像是一個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是，現實就是有點亂，讓人理不出一個頭緒。由於整個政策面的收緊，1981年也自然成了外資進入中國的低潮年。只有一些零星的合資報道見諸報端。可口可樂在廣州開設了它的第二個瓶裝廠。而在老對手進入中國兩年後，百事可樂也來到了中國。當時百事可樂在中國的商務代表李文富騎著一輛自行車跨過羅湖橋到了深圳，與深圳經濟特區聯繫合資事宜。談判幾乎沒費什麼勁，雙方一拍即合，百事公司出資60%，深圳方面出資40%，在深圳興建了百事可樂灌裝廠。一年之後，這個佔地1.3萬多平方米的工廠就正式投產了。當時的僱員只有110人。德國西門子也想要試水中國，不過做法顯然要謹慎很多，它沒有在中國貿然開出分公司或投資建廠，而是以非正式的辦事處的形式悄悄開展業務。
時年33歲的貝殷思從香港被派到了北京，後來出任西門子中國區總裁的他幽默地說：「之前我在香港曾經拿望遠鏡看過北京，但是從來沒來過，也不知道北京什麼樣子。」因為公司尚未在中國註冊，所以貝殷思不能直接做生意，也不能去工廠直接見客戶。每天早上，他就去北京動物園附近、二里溝的談判大廈，那裡面有一個櫃檯，櫃檯裡有很多信封給各個不同的公司。如果有西門子的信封，他就把它打開，裡面就有各種不同商品的需求，要西門子提供報價，然後他就把這些信息轉給西門子的香港公司，由他們提供具體的報價和商品目錄，接下來，貝殷思才能繼續談判。這些談判主要都是在二里溝進行，談判對象是中國的機械進出口公司和一些軍區醫院，需要設備的工廠其實都不瞭解如何跟貝殷思打交道。貝殷思的業務做得很不錯，第一年就談成了大約5000萬馬克的生意，三年後，西門子的全球總裁卡斯克博士來到了北京，從那時開始，西門子才算是真正地進入了中國。在芝加哥大學，那個兩年前在廣州看三個工人一起補一個洞的香港學者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
在這篇充斥了各種結論的學術文章中，這位學者試圖論證「中國最後必會走上近乎私有企業制度的道路」。他認為，「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匯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於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資訊費用……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他進而大膽地寫道：「我推測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我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他在論文的註腳中還說：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十多年後人們發現，他說對了一半，到2000年前後「私有產權」成為一個被公開運用的名詞。這些聲音很大膽，他因此在日後的中國名聲大噪。不過在1981年，他顯得很孤單，緊縮的空氣依然瀰漫在整個國家上空，報紙每天在連篇累牘地報道各地整治「投機倒把」的新聞，很多人都隱隱預感到了，更嚴厲的打擊可能即將開始了。
【企業史人物】難忘「任項」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頗有一些地方大員領風氣之先，銳意改革無畏進取。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上，有安徽萬里，當時有「要吃米，找萬里」的民間歌謠。而在對外開放上，則有廣東任仲夷和福建項南。任仲夷、項南均是在花甲之後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們的前後任期均不過五年，卻在粵閩兩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記。任仲夷66歲從遼寧調職到廣東省任第一書記，不久即被人封了個綽號——「任你胡來」。據記載，「私營經濟」一詞便是任仲夷第一個公開提出的，他到廣東後發現，當地的個體戶已相當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廣東社科界著手研究「這算不算剝削」，當時一個叫鄭炎潮的研究生即把自己的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寄給他，任仲夷很興奮，認為論文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他批示說：個體經濟蓬勃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只能扶持不能壓制，得為它正名，就叫「私營經濟」，讓它發展壯大。任仲夷辦深圳特區和蛇口工業區，給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權限，任之自由成長。有官員批評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員在參觀完深圳後回家伏床痛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緊縮空氣濃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還編寫了一份《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並附上了一位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於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任仲夷當時如履薄冰，他日後坦承，「若非鄧公支持，我早就過不了關」。項南經歷與任仲夷相似。他出身於革命世家。父親項與年是閩西最早的中共黨員，母親坐牢，叔叔被殺，中共元老習仲勳讚譽是「滿門忠烈」。他早年在團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21年後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銷《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及原處分的決定。1981年，他南下主政福建。據說他坐火車赴任，隨行只帶一位秘書，以至於接駕的福建幹部無所適從。項南到福建，大行變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廣「包產到戶」，解放農村生產力，繼而向鄧小平建言，擴大廈門特區範圍，他還承擔責任，拍板向科威特借來低息貸款興建廈門國際機場。他是最早看到鄉鎮企業戰略意義的高層官員，並公開宣稱，「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在1984年，他更是積極鼓動國有企業廠長呼籲放權，一手策劃了福建廠長的「鬆綁公開信」。他為政親民，去貧困山區調查，十多日連日奔波竟「形同丐民」。
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報》公佈了兩個經濟犯罪案件，他專門起草了一個社論，從頭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為什麼長期處理不下去？今天本報又公佈了兩個重要案件。壞人受到揭露處理，這很好。有些問題群眾看得很清楚，幹部也有很多議論，問題的性質已經非常明白，但是就是處理不下去，而且長期處理不下去。為什麼？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軟弱無能。你這個單位的問題長期處理不下去，算哪一條，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注意到了，稱福建出了一個「清新的官員」。
任項風格，對華南經濟的復甦和開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後世有「任、項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動粵、閩發展」的公論。而令人扼腕的是，兩人結局卻均不太妙。任仲夷在廣東干了五年，年年風雨飄搖，還多次向中央寫檢討書，1985年，他退居二線。項南卻沒能「平安著陸」。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閩南晉江地區爆發「假藥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罷職，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經濟事件受免職處分的封疆大員。項南晚年寡言少語，默然度日，未為平生是非做任何抗辯。1997年11月，項南去世。有人為他寫傳記，書名曰《敬畏人民》。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