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條文中，「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指定了社隊企業的產業方向和產品方向，而「不與先進的大工業企業爭原料和動力」則限定了社隊企業成長的半徑。因而，當經過將近兩年的發展，社隊企業突然在籠子外蓬勃成長，並開始在某些領域與籠子內的國營企業爭奪市場和原材料的時候，規定中的這些限定條款便被啟動了。「1981年的日子很難過。」很多年後，蕭山的魯冠球回憶說，鋼材提價1.3倍，煤提價5倍，成本持續上漲，而與此同時，原先簽訂的一些訂貨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個，「根據上級的規定，我們不能再進鄉鎮企業的產品」。魯冠球想到大學裡去要一個大學生，當時全廠數百人只有一個高中生，更不要說工程師了。
大學分配辦的人像見到了外星人一樣地看著他：「你是不是來錯地方了？」在天津大邱莊，正把一家冷軋帶鋼廠辦得紅紅火火的禹作敏也遭到了來自上面的壓力，他的鋼廠擺明了是在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而生產出來的鋼則又擾亂了鋼材的計劃市場，是此次運動第一個要打擊的。很快，縣裡派下來了清查組。於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首先是強悍的禹作敏對清查組十分抗拒。
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十分具備語言天賦的禹作敏當即反駁說：「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在他的帶頭下，大邱莊村民對清查組的態度可想而知，每天都有老頭子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還有小伙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清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大邱莊實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鄉里去。這樣的鬥爭與角力，在各地此起彼伏地進行著。
對於像魯冠球和禹作敏這些從鄉土裡冒出來的工廠，政府的態度已經十分清晰：請你們繼續在當地發展，為方圓十來公里的農民提供必需的勞動農具，並解決農村閒置人口的就業問題，除此之外，千萬不要到城裡——或者說籠子裡來搶食。為了讓本來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業壓力很大的城市不受農村人口的「騷擾」，12月30日，國務院更是下達通知，「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進城做工，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觀上造成了兩個事實，一方面，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觀經濟的方向，避免了因過熱而可能出現的種種動盪和不安定，另一方面，它也使剛剛萌芽的鄉鎮企業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幾乎所有在1980年前後創辦的企業在1981年度的經濟指標都是下滑或停滯的。
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不僅僅是經濟政策上的變化，更涉及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原本就對寬鬆政策頗不以為然的人們找到了攻擊的武器。而他們攻擊的第一個目標物，就是剛剛在南部方興未艾的特區。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是壓力最大的一位。年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通知全國各省區首腦必須全部到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期間，有人散發一封由四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於經濟調整的來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捨發展」12字方針，其言辭鑿鑿，句句都向特區飛去。性情剛直的任仲夷面對這一挑戰當然無從躲避，他在會上發言：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什麼叫「緩改革」？這正是由於過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的問題。
「抑需求」？社會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逐步地去滿足，特別在當時情況下，不應當再強調抑制群眾的需求。對絕大多數群眾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對他們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調整是必要的，但「捨發展」就不對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如果按照「12字方針」辦，特別是要「緩改革」、「捨發展」，廣東怎麼能先行一步呢？」任仲夷的這番話，與會議的基調並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馳。很多年後任仲夷對前來訪談這段歷史的記者說：「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廣東省委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他回粵之後，只是在調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區和與此相關的開放政策均未有大的變動。
跟任仲夷相比，剛剛在福建主政不久的項南處境還要微妙。年過花甲的項南於1980年秋天被派到福建任省委書記，他帶給福建的禮物是，中央把廈門、汕頭列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項南行事向來霹靂，給多年委靡的福建吹進一股新風，在對外開放上，項南的動作不比任仲夷小，他主政不久便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在目前條件下，福建對華僑和外國資本的吸引力不如廣東，更不如香港、澳門。因此，福建應該採取比廣東、港澳更加優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體說，有「三個要干」，即：外商和我們雙方都有利的，我們要干；外商有利，我方無利也無害的，我們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點小虧，但能解決我們的就業等問題的，我們也要干。請國務院在原則上予以認可。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資興辦的福建日立電視機有限公司正式開始生產，這是當年度唯一在中國開工的中外合資公司。
在投產前，國內輿論已是一片緊縮，關於這家公司該不該建設的討論從福建一直吵到了北京，有人將之定性為「殖民地性質的廠子」。福建省政府一度已經決定讓這家公司暫時「停一下」，看一看政治風向後再說，唯有項南獨排眾議，堅持「該上就上」。日本《讀賣新聞》在兩年後回顧此事時說，「項南用他的官帽為福建日立公司的投產剪綵」。在發展民營經濟問題上，項南也比同時代的官員要開明很多，他是少數在1981年就看到了鄉鎮企業廣闊前途的官員之一。他說，「福建2500萬人究竟怎麼才能很快富起來？農業、工業都不能很快見效，那麼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發展社隊企業上，大搞多種經營。社隊企業是我們希望之所在。」當種種剎車聲四起的時候，項南又在各種場合公開表態：「社隊企業究竟是上還是下？我說是上，要堅決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衝！」、「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正是在項南以及任仲夷等人的頑強堅持下，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特區和華南經濟沒有受到致命的衝擊，終而使這些省份成為日後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1981年，幾乎沒有什麼新開工項目的報道。即便是那幾個前兩年動工的大項目也在這時遭到了前所未見的質疑。《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上海真的需要鋼鐵嗎？」的報道，文內稱：「最近中國《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了由於計劃和管理決策的不當，造成了剛剛在武漢建成的鋼鐵廠產量下跌了25%。不過文章最主要的內容是批評即將在上海動工的、將建成年產量600萬噸的鋼鐵廠計劃。該計劃是1978年中國政府最野心勃勃的計劃之一。中國鋼鐵部門的一位官員代表透露，這些批評使得該項目很難順利推行。」另外，據德國的媒體披露，中方還中止了向德國購買軋鋼廠的價值10億馬克的合同。對寶鋼項目的爭議，最終因鄧小平的一錘定音而虛驚一場。這一年，唯一稱得上「大手筆」的要算是榮毅仁在1978年創辦的中信公司，這位「中國第一紅色資本家」、全國政協副主席總算挖到了第一個「大金礦」。在過去的兩年多裡，60多歲的榮毅仁每天領著70多歲的董事李文傑一起接見各路外賓。
從1979年到1981年，全公司共接待外商6000多人次，他還請來了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為中信的顧問，然而使盡渾身解數，中信談成的項目卻只有不足掛齒的三四個。一日，榮毅仁與出身世商的中信董事王兼士聊天，突然想到「借地方上的項目發行債券來集資」的點子。當過十多年紡織部副部長的榮毅仁記起，江蘇有家儀征化纖工程，原來是國家22個重點工程的大項目，設計能力為年產化纖原料50萬噸，相當於全國化纖的總產量，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因資金不足正準備下馬，中信正可以接手過來。榮毅仁想到了舉債集資的辦法，他向國務院提議，通過向國外發行債券來救活儀征工程。「新中國向來有一個引以自豪的記錄，那就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榮老要向外國人借錢，首先在意識形態上過不去。」《榮氏父子》的作者陳冠任記錄了當時的爭議，很多人跑去向國務院告中信的狀。「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借錢，這搞的是哪門子的經濟？中信到底想要幹什麼？」如果要在政治層面上討論，榮毅仁肯定是佔不到任何便宜的，何況當時的整個氣候一點也不利於他的這個動議。
好在人脈深厚的他很快謀求到了主要領導者的支持，國務院同意中信在日本發行100億元的私募債券。榮毅仁在半年多時間裡馬不停蹄地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毫不誇張地說，他個人的信用和國家副主席的政治身份成了此次募資最重要的擔保。在1982年1月，中信債券發行成功，日本30家金融機構認購了這個期限為12年、年利率為8.7%的債券。三年後，儀征化纖第一期工程建成投產。中信的做法被稱為是「儀征模式」，而經此一役，榮毅仁和中信終於找到了感覺。「資本回來了。」榮毅仁後來對美國記者一言以蔽之。在對外發行債券的同時，中信公司大膽地開拓租賃業務。1981年，中信與北京機電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籌建租賃公司，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兩家出租汽車公司從日本租賃汽車各200輛，中信公司幫助出租車公司解決外匯問題，汽車公司則付人民幣。儘管這一計劃初提出時被一些人指責為變相進口，但在不到兩年時間，兩家出租公司所租賃來的汽車就賺回了所付的全部資金。自此以後，租賃業務在中信大張其幟，甚至發展成為其一大重要的業務系統。該系統包括：中國租賃有限公司，與外資合作經營的中國東方租賃有限公司，中信實業銀行的租賃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