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遠看，這次「輿論大攻擊」象徵性地終結了「文革」時代的那些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經濟發展理念，「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號漸漸淡出主流媒體，人們開始用科學和管理的思路來領導和治理自己的企業，當然，這僅僅是觀念轉變的開始，它還將經歷十分漫長的過程，對於企業經營來說，知道科學與管理的重要性是一個問題，而什麼是科學，如何掌握科學則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在中國企業史上，渤海2號不是最嚴重的一起事故，但在當時卻被「舉國討之」。除了國家要用嚴格的管理手段為之外，更有媒體人和文化人的順勢跟進，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發給全國媒體採用的新聞通稿《渤海2號祭》中寫道：「在我們國家裡就有這樣一種不合理的制度：瞭解情況的人無權做決定，做決定的人又不瞭解情況。」而溫和的女詩人舒婷則寫作了傳誦一時的《風暴過去之後》：「最後我衷心地希望／未來的詩人們／不再有這種無力的憤怒／當七十二雙／長滿海藻和紅珊瑚的眼睛／緊緊盯住你的筆。」很顯然，在1980年，「渤海2號事件」已經由一起企業事故演變成一場衝擊觀念和人文反思的事件。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步伐在悄悄地加快。上一年底，第一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往北京，發貨方是香港五豐行。在經過了試探性的銷售之後，美國方面進而提出向中糧公司贈送一條每分鐘生產300瓶可口可樂的瓶裝線，並達成了一項為期十年、授權中糧公司獨家使用可口可樂商標，在中國大陸生產、銷售產品的協議。一個戲劇性的情節是，最初，中糧很希望第一條生產線設在上海正廣和汽水廠，這是一家創辦於1864年的老牌工廠。誰知道，這項提議卻遭到了上海方面堅決而強烈的抵制。有關報刊發表文章和群眾來信，指責中糧此舉是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可口可樂就是引進了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是打擊民族工業。中糧公司只好轉而退居北京豐台。由這條生產線上下來的可口可樂主要供應旅遊飯店，但很快這一市場就飽和了。經國家商業部批准，1982年初，剩餘的可口可樂開始在北京市場進行內銷。
那些日後將徹底扭轉中國公司命運的變化仍然在體制外艱難地萌芽。對於1980年的魯冠球來說，這一年他獲得的最大勝利是他第一次擠進了「計劃」內的序列。這個事情在現在看來，可以算得上是一場「意外」。年初，魯冠球做了一個決定，他把掛在廠門口的七八塊廠牌都一一撤了下來，最後只剩下一塊「蕭山萬向節廠」。他是那種直覺很好的人——這幾乎是所有草創企業家的共同天賦，在跌打滾爬了十來年之後，他決心今後只把精力投放到一個產品中，那就是汽車的易耗零配件「萬向節」上。他自己興沖沖地背著產品去參加行業交易會，結果被人轟了出來，因為除了國營工廠，別的企業都「一律不得入內」。魯冠球當然不會就此甘心，他在會場門口偷偷地擺攤銷售，他帶去的萬向節以低於國營工廠20%的價格出售因而受到歡迎，他像土撥鼠一樣地悄悄擴大著自己的地盤。為了讓製造出來的產品真正佔領市場，魯冠球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決心，這年夏天，安徽蕪湖的一家客戶寄來退貨信，說是發給他們的萬向節有部分出現了裂紋。
魯冠球當即組織30個人去全國各地的客戶處盤查清貨，結果竟背回來三萬多套萬向節。魯冠球把全廠工人全部召集起來，然後自己第一個鐵著臉背起裝滿廢品的草包，朝寧圍鎮上的廢品回收站走。這三萬多套萬向節被當做六分錢一斤的廢鐵全部賣掉，工廠因此損失43萬元。這在當年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魯冠球的這次近乎傳奇的行動，讓他領導的鄉鎮企業開始具備起大工業的氣質。當年，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要確定三家萬向節的定點生產工廠，在全國56家萬向節生產廠中，蕭山萬向節廠是唯一的「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它原本連參與評選的機會都沒有，但是魯冠球卻四處運作，硬是讓北京的專家評審組把它列入了參評的對象，最後竟通過了審定，成為三家定點工廠之一。這次定點的確定對於魯冠球來說是決定性的。它讓這家「身份低微」的企業開始被主流工廠認可。萬向節是一個並不很大的行業，魯冠球的勝利似乎預示著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體制外的民營企業有機會憑著機制的靈活和技術上的優勢在某些冷門的行業獲得成功。「計劃」看上去是那麼的嚴密，卻可能被靈活的「小傢伙們」一舉突破，這個道理將在日後一再地應驗。２
跟竭力撕開「計劃」口子的魯冠球一樣，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和福建潮汕、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越來越多的鄉土工廠展現出他們超乎尋常的活力。一位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去福建石獅和廣東南海採訪，他在發回去的報道中說，「石獅的小商品貿易和南海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浙江的溫州地處偏遠，多年不通火車，交通極其不便，耕地更是稀少，人均只有兩分多一點，因而這裡的農民百年來有離開土地和外出求生的衝動。1979年之後，這裡的樂清、蒼南一帶突發走私狂潮，一艘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一些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地政府法不責眾，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這些走私貨便成為了「文革」後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前來採購包括走私貨在內的大膽商販和背著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則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後，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3000個，在交易活躍的一些集鎮，如樂清的柳市等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的製造作坊，那些較有規模者在當地被冠以「大王」的稱號，如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等。這些人的資產在當時都已過十萬元，生產的產品質量大抵可以與國營工廠有一拼。與魯冠球不同的是，這些大王和他們的企業從一開始就是私人性質，除了溫州和珠三角的少數地區，在當時國內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1980年前後，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南溫州、台州地區，二是福建的潮汕地區，它們也因而成為當時商品經濟起步最快、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新華社記者魏運亨曾這樣描述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當時每天停泊和游戈於東沙島海域的港台走私船達幾十艘，前往交換私貨的大陸走私船則多達上百艘。電子錶和尼龍布料漲潮般湧進內地，黃金和銀元則退潮般滾滾外流。成千上萬的群眾如癡如狂，沿海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遠近聞名的私貨集散市場。
就在珠江三角洲和溫州等地的「地下工廠」如雜草般紛生的時候，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個體色彩的經濟活動還顯得那麼的小心翼翼和寥若晨星。長期的計劃經濟，讓人們已經習慣在一種格式化的、有紀律和有組織的環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脫離那種慣性，往往需要極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氣。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那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溫暖」的、有「保障」的體制之外，在無可奈何之際，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在烏魯木齊，走投無路的16歲輟學少年唐萬新跟隨大哥唐萬里辦起了一間照相洗印店，誰也沒有料到20多年後他會從這個偏遠邊城出發，打造出一個市值高達1200億元的德隆帝國。在北京，一個叫劉桂仙的中年婦人則意外地領走了全城的第一張個體餐館執照。劉桂仙是幼兒園的一個勤雜工，家裡有五個孩子，因為實在生計維艱，便動起了開小飯鋪的念頭，她的餐館開在東城區翠花胡同，取名悅賓餐館。現在已經沒有資料可以顯示，為什麼北京市會選中這個沒有背景的婦女來開第一家個體餐館。
開業的第一天，區工商局局長專門跑來告誡劉桂仙：「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個體飯館，你要好好開，千萬別給政府抹了黑！」劉桂仙開店實在不容易，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食品——糧食、油、魚、肉、禽、蛋全都是憑票供應的，為了幫她弄到豆腐票、豬肉票和糧票等等，東城區動員了工商局、糧食局、飲食服務公司等部門，為悅賓餐館特別開「小灶」。只有這樣，劉桂仙的小餐館才不至於關門大吉。
因為是京城第一家個體餐店，每天都有很多外國記者來拍照採訪，而提的問題都大體一律：「這飯館是你自己開的還是政府要你開的？」「你擔心自己將來挨批鬥嗎？」「你掙了錢會不會被別人拿走？」事實上，這些問題劉桂仙自己也很想找一個人問問清楚。第二年的大年三十，兩個大人物來到了悅賓餐館，陳慕華和姚依林兩位副總理親自來給她拜年。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一個新的身份名詞開始在城市裡流行：個體戶，它指的是像劉桂仙這樣的沒有國家保障、自主創辦小店小鋪的人，它聽上去似乎百味雜陳，有蔑視、有同情，也有小小的對「自由身」的暗慕。作為全北京的第一家個體餐館，劉桂仙的事業從來就沒有走出過翠花胡同。30年後，人們依然可以在那條狹長而日漸衰舊的胡同裡找到那間小小的、只放得下七八張八仙桌的餐館。
1980年的中國離世界還是有點遙遠。4月14日的英國《衛報》刊登了一幅來自中國的新聞照片，那是上海的一家照相館的櫥窗，裡面掛了一件西裝；貼著一個牌子，牌子上面寫著：「這裡出租西服」。這張照片似乎透露出一種機智的隱喻。而《新聞週刊》發表的另一幅新聞照片則有別樣的意味，一個西方女遊客在故宮參觀，而走廊上則站滿了參觀她的中國遊客。這實在是一種彼此陌生的好奇。這一年，全國每人平均消費糧食428斤，比1952年增長8.2%，豬肉22.3斤，同比增長88.6%。全國共賣出了1.69億雙皮鞋，大概地說，也就是平均每10個人中有1個穿上了皮鞋。因為人口增長超過了房屋的建築，全國每人居住面積為3.9平方米，比1952年還減少了0.6平方米。為了控制人口的持續增長，國務院組建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一對夫婦最好只生一個孩子」，很快這成為一條被長期嚴格執行的基本國策。從這年的11月1日起，電視機終於被允許「敞開供應」，在此之前它是一個需要得到配額和批准才能購買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