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反抗牆，只有反抗的願望。
我首先必須反抗的是：我對牆的妥協，和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舒婷：《牆》，1980年
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喜悅。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只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個人意識的甦醒在這兩行詩歌裡毫不隱藏地畢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是「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味著國家已經在嘗試著用價格槓桿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著人民的衣食住行。
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了。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萬里等人。14年前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正式恢復了政治聲譽，一大批因之而生的冤案一併平反。躊躇滿志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著重研究體制改革。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裡。
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佈《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把原定的全額利潤留成，改成「基數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但是，工業企業必須完成了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四項計劃指標後，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地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地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復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復；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註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伍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20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
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錄，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勳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並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在鄧小平提出「特區」這個概念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勳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深圳特區的創辦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它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國家拿出3000萬元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深圳由一個縣級城市一躍而升格為正地級市。這回，特區的手筆還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總面積2020平方公里，劃為經濟特區的總面積有327.5平方公里，東西長50餘公里，南北平均寬度為6公里多。從飛機上鳥瞰特區全貌，彷彿是條狹長的海帶漂浮在山腳下、大海邊。其中可規劃開發的有110平方公里。面積大則大矣，卻還是只有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開發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想法，在當時國內可謂「大逆不道」。
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的國土怎麼可以出租給資本家？當時一位叫駱錦星的房地產局幹部翻遍馬列原著，終於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駱錦星查到這段話後一陣狂喜，當晚就奔去敲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家門。據說，當時的深圳幹部人人會背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背誦給那些人聽。深圳的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便簽訂於1980年的1月1日。第一個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劉天竹，跟他談生意的就是那個在《列寧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話的駱錦星。據駱日後回憶，當時的談判對話是這樣的，劉說：「只要劃出一塊合適的地皮就行。由我組織設計，出錢蓋房，在香港出售，賺得的錢中方得大頭，我得小頭。」駱說：「東湖公園附近，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如何？」劉說：「那好，所得利潤，你拿七，我拿三。」駱搖搖頭：「你拿得太多了。」劉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駱說：「我拿八點五，餘下的是你的！」劉說：「我們初次打交道，往後要做的事還很多，這次就依你的！」這樣的對話果然已經是在談生意了。劉天竹開發的這個樓盤叫「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後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河對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5年裡，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一個國家或人生，最大的苦悶是，苦悶被壓抑在心中而不得宣洩。在1980年，隨著體制的鬆動和各種新事物的湧現，人們開始表達自己的情感，國家也在某種程度上默許這樣的舉動。在廣東，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引起轟動，這位後來被入室盜竊的小偷殺害在家中的女作家第一次用充滿悲憫的筆調描寫普通人的生活；表現愛情的《廬山戀》和《天雲山傳奇》更是讓青年人像瘋了一樣地湧進電影院，女主角張瑜的每一套花衣服都引起姑娘們極大的好奇；剛剛復刊的《大眾電影》雜誌大膽地發表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的劇照，照片是一對青年戀人激情接吻的鏡頭。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發表了一封署名為「普通女工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潘曉在信中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髮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裡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鳴，同時也招致激烈攻擊。於是，就人生道路問題，全中國展開了一場規模龐大的討論，潘曉的名字轟動一時。大討論一直持續到來年3月，致使《中國青年》達到它的最高發行量——369萬冊，僅是讀者給雜誌社和潘曉的來信，就超過6萬封。這樣的討論，對一個封閉日久的社會無疑帶有很大的顛覆性，它讓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生存狀態的意義和價值，對未來的生活產生前所未有的憧憬和謀劃，日後創辦了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之一的廣東樂百氏集團創始人何伯權回憶說，當時是中山縣小欖鎮團委幹部的他與一位女孩在一起熱烈地討論這個話題，正是「潘曉來信」讓他重新審視和規劃自己的人生，那個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妻子。從潘曉現象大討論中，人們體會到，開放與變革已經漸漸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它的衍變路徑將十分曲折，但是前行的方向卻似乎已不可逆轉。到8月，一個被隱瞞了大半年的重大企業事故突然遭到處理，這無疑又成為當年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事件。這個企業事故是發生於上一年11月24日的渤海2號鑽井船翻沉事故。
在那次惡性事件中，因為管理和指揮上的不當（當時的用詞是「官僚主義」），造成72名石油工人的死亡。公佈的材料顯示，渤海2號鑽井船從國外購買後，在七年時間裡，很多技術資料和操作規程都沒有被翻譯過來，工人對科學操作根本沒有概念，而上級則動不動搞「大會戰」或「打擂比武」，「用過去搞政治運動中的某些不適當辦法來搞生產建設」。在翻船事件發生後，各個管理層面又互相推諉以致延誤了搶救時間，讓70多個工人被活活凍死在海上。國務院以一種超乎尋常的高調來處理「渤海2號事件」，全國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對此進行了聲討式的報道。石油部長被免職，主管石油的副總理、50年代大慶會戰的功臣康世恩被公開處以記大過處分。在石油部的公開檢討中甚至還披露，「自1975年以來，海洋局曾經發生各類大小事故1042起，其中重大事故33起，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嚴肅對待」。對「渤海2號事件」的高調處理，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它似乎在預告，過去那種動員式、政治運動式的經濟工作方式已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