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對於剛剛開業的10萬工商戶來說，雇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抽像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雇長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一萬多元，這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辯。
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下海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責是剝削，他很不服氣，寫了一封長信上書中央領導人，反映放開雇工等問題。1979年底，任仲夷到廣東任省委書記，發現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雇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這場大辯論要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於「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採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第一道撕開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這一年，寫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國人傅高義跑到了廣東，他發現，一大批的小工廠正在這裡悄悄地、大面積地興起，他們的創辦人竟絕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而他們辦工廠的形式被當地人稱為是「三來一補」。所謂「三來一補」，指的是工廠的產品樣式、原料和設備均由境外運來，生產出來的產品再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出口，內地勞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費。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工廠是1978年8月創辦於順德縣的大進製衣廠，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費是80萬港幣。這種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迅速蔓延開來。它依靠港商解決了原料、技術和市場渠道問題，成為南方工業興起的主要模式。而有意思的是，這些創辦工廠的港商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據傅高義的記錄，「東莞官員估計，與香港簽訂的合同中，約有50%是與原來的東莞居民簽訂的。很顯然，廣州的省政府與它下屬的縣級政府在對待偷渡客的問題上產生了微妙的差異。」這一年，廣東省的報紙上充斥著打擊偷渡客的各類新聞，12月，省政府還通過了一個《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對偷渡未遂者的處罰相當嚴厲，而同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縣市，地方官員則開始歡迎早年的偷渡客回鄉辦工廠。特別是在東莞、中山等縣，大量的「三來一補」項目都是當年的逃港者回來辦的。一位東莞幹部對前來採訪的傅高義說：「十年前我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過去我們把他們當做壞人，但現在我們認為他們富有冒險精神，才能出眾，與那些留下來的老實農民不一樣。」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這一年，東莞縣政府設立了一個叫做「對外加工裝配辦公室」的機構，宣稱「一個窗口對外，一個圖章辦事」，港商在這裡簽一個合同，頂多個把小時，這在當時中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這個全國獨一無二的機構一共設了十年，東莞的工廠數目年年猛增，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引進外來資金17億美元，為全國縣級城市之冠。
在70年代的最後一個年份，中國人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復活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個叫舒婷的女詩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寫出了人們對擺脫貧困的渴望：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呵／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國呵！《經濟學人》在年終報道中統計說：「在經過了20年的匱乏後，北京的各項指數開始瘋長。1979年，中國製造了3.34億條麻布口袋，8.5億個白熾燈泡，18.6萬輛摩托車，130萬台的電視機產量更是比1978年增長了157%。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5.8%，因此中國政府承認一些人的實際收入事實上下降了，但是國有企業的工人和幹部的收入平均增長達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歐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這個遠東最大的殖民城市度過了童年，他的父親是丹麥化學工程師，母親是俄國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個處處遺留著殖民地痕跡的城市。
「在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經沒有一張毛澤東畫像，沒有一個人提及政治。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商品、進口、美國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轎車。」一個物質化的年代到來了。1979年12月31日，方臉瘦高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被釋放出獄，四年前他因為寫了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長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據說最初已經內定為死刑，後來案子一拖再拖才沒有真的判下來。這年下半年，四川開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錯案，牟其中等人被宣佈無罪釋放。他沒有回到縣玻璃廠繼續當他的燒爐工人，而是在出獄一個月後，向人借了300元錢，成立了一個「萬縣市江北貿易信託服務部」。這時候，他已經是將近40歲的人了，19歲那年，他曾經填過一闋《虞美人》，詞曰：「九人踏霧入山來，重登太白巖。一層斷瓦一層草，不似當年風光一般好。垣頹柱斜廟已敗，何須再徘徊。願去瑤池取玉柱，莫道大好河山無人顧。」好一個「莫道大好河山無人顧」，寫得如此好詞的牟某人終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氣在政治理想上空擲二十載，現在卻要一股腦兒地宣洩到商業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來了。
【企業史人物】「傻子」年之久鄧小平一共三次提到過這個安徽「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他讓年廣久一言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到1992年南巡期間，鄧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廣久，可見這個「傻子」在鄧公心目中的象徵意義之大。在被鄧小平點名後，年廣久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只會寫五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的小販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在隨後的十多年裡，每逢改革風雲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之跌宕搖擺。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三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1989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污、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看不懂按會計制度製作的規範的賬本，於是企業裡的財務自是一本糊塗賬。
他說：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姦污過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個，是12個。他後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一點他的名，一個月後他就被宣佈無罪釋放。年廣久結婚四次。1987年，50歲的他同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第四次成親，演出了一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在當時，他的婚姻成為人們鄙視暴發戶的一個公證。年廣久有了錢後，很希望鄰里鄉親社會公眾另眼看他。他想通過仗義疏財換取社會對他的尊重。
在兒子上中學時，經班主任介紹，他準備給學校捐一筆獎學金，當學校就此進行討論時，許多老師提出異議：給優秀學生頒發「傻子」獎學金，這不是往學校臉上抹黑嗎？年廣久一直習慣於家庭作坊式的勞作，一直到50多歲，他都打著赤膊親自上陣，在燒得通紅的大鐵鍋前炒瓜子。當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他的長子年金寶這樣評價他的著名父親：他當時之所以出名，是靠新聞炒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都在找典型，碰巧讓他撞上了。他個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