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方的周冠五們為了企業自主權在抗爭的時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則試圖無中生有，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王國。在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下，在高層被討論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特區」悄然走向現實。一個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在中國百年企業史中，天字第一號大企業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鴻章於1872年奏請清廷創辦的，李親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長，它跟江南製造局、紡織新局是清政府當年最大的三家國有企業，在晚清的洋務運動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時無二，李鴻章曾在《復劉仲良方伯》一信中得意地對人言：「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民國及新中國後，招商局雖然職能多重變幻，已不復當日顯赫，但是這個招牌卻不可思議地保存了下來。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長便叫袁庚。招商局當時在編制上隸屬交通部，擔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袁庚兼管著這個歷史名聲很大、現實權力很小的機構。袁庚身材魁梧、方臉大眼，一派軍人氣質。
他早年隨軍南下，曾當過東江縱隊的情報科長，在1944年盟軍登陸中國東南沿海時提供過重要情報，後來參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戰役。1949年，當上了炮兵團長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50年代初他隨陳賡入越擔任胡志明的抗法軍事顧問，1955年出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國際間諜罪」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達七年之久。「四人幫」被打倒後，袁庚重回人間。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膽的報告。這份題為《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義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第一次提出了「適應國際市場的特點，走出門去搞調查，做買賣」的對外開放建議。數日後，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籌建蛇口工業開發區的構想，他提出：「選定在臨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12月18日，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正式開幕的同時，交通部和廣東省同意了袁庚的構想。25天後，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時，袁庚飛赴北京，在中南海當面向李先念、谷牧副總理匯報。袁庚提出要給招商局一塊工業用地，「當時我把所有的地圖都帶去了，說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現在幾乎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希望國家能給我一塊地方。」最後李先念給袁庚批了一個半島。這個半島，便是日後的蛇口工業區。所謂「蛇口」，顧名思義便是半島的一個延伸處。袁庚回憶說：「辦工業區之前，這裡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經常有外逃人員被淹死後的浮屍漂上沙灘，這些荒野陳屍大多數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蛇口工業區的出現，從空想到行動，前後僅三個月，這一決策過程之簡捷和快速，在當時的官僚體系內實屬罕見。袁庚以一個副局級中層幹部的身份直接推進中國第一個開發區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際遇奇妙。
蛇口工業區僅方圓2.14平方公里，袁庚卻在這個螺絲殼裡做出了一個大道場。工業區一經批復，他的第一項工程就是移山填海興建碼頭，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時間建成600米的碼頭泊位，可停靠5000噸以下的貨船。這樣，蛇口頓時具備起港運的功能，工業區與香港互通航班客輪，解決了貨運交通的瓶頸。袁庚辦工業區，一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二沒有財政撥款，但他卻爭得兩個權力：一是可以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二是被允許向外資銀行舉債。於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貸資金，前後兩年，招商局借進15億元，這筆錢被用來平整土地、建設工業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袁庚同時大大簡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辦公司，從土地、協議到招工，往往個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為中國最開放的「工業區」，企業和人才紛湧而入，兩年多時間，蛇口的企業已超過百家，一片海塗沙灘頓時熱鬧非常。在1979年的中國，蛇口和袁庚的出現，讓鐵幕般的計劃經濟被捅開了一個再也補不回去的大洞。在蛇口開發區籌建半年後，深圳特區開始建立。
現在，我們把目光放得更寬廣一點。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是一個存在已久的老難題的話，那麼，一個更讓人膽戰心驚的挑戰在這年春天逼近到了眼前。1979年2月，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們當年出發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騷亂在各地此起彼伏，就業問題頓時成為中國第一個亟待解決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下鄉運動風起雲湧，中學生走出校門，打起背包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今還是這些被稱做「知青」的人群，經過整整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洗禮，如同一群群從夢中突然醒來的遊走者，集體地逃回到城市來。數據顯示，除了700多萬人，尚有300萬人還將在未來兩年內陸續返城。他們要吃飯，他們要工作，他們要生存，這是一個精力旺盛、自認為被耽誤青春、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卻又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們幹的龐大族群。美國的《新聞週刊》在《鄧小平能救中國嗎？》一文中提問：「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喚醒的中國，但中國面對很多問題，『文革』破壞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環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鄧小平的問題是，如何在不變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拯救這一切。」鄧小平在第一時間做出決定。
在上一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兩個農業文件，宣佈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認可。就在知青集體返城的當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迅速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批准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閒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全國的第一張個體戶執照據說發給了溫州的小販章華妹。到這一年底，全國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十萬戶。面對洶湧的就業壓力，最明智的做法莫過於「開閘放水」。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然性，在此刻畢露無遺，順之則存，逆之則亡。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時被確定下來了。在兩年後，它將遇到第一個考驗，而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續地進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開始了，儘管開始得不情不願，磕磕絆絆。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
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裡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
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僱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雇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