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時代在背後突然敲響大鼓——北島：《崗位》，1979年
1979年，一個在芝加哥大學研究制度經濟學的香港青年學者到廣州遊歷。他是一個很善於從細節裡發現真理的人。在住的酒店裡，他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掃樹葉，這似乎就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裡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在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20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閒聊。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到美國唸書的手續，但他供給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即使是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被委派來與香港商人進行商務談判的人「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力氣；更有甚者，中國官員的職銜五花八門，外國人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這位青年學者因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現代化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45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群散漫的勞動人口和無知的官員。在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較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問題，遠為嚴重。」
1979年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他提出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以後又延長5年），這是建國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高級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後來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面臨的就是計劃體製造成的物質短缺問題，「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
後來，被折磨得「脫去人形」的霍英東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鐵板釘釘地定死了，然後，他就拿著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這一招居然還是生效了，工程進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當日酒店湧進了一萬多個市民。跟霍英東相比，法國人皮爾·卡丹受到的歡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點，3月他來到了中國，他是第一位來到這裡的國際級服裝大師，這位兼具藝術家和商人雙重氣質的法國人率領12個服裝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一場服裝表演會。當日中國，湧動街頭的還是一片「藍色的海洋」，當時的流行時裝為肥大的衣服袖口，有油膩的棉大衣。然而，細心的人不難發現，愛俏愛美的姑娘們已經披起粉紅色紗巾或在灰藍色罩衣下擺露出花布內襖。有一張美聯社記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爾·卡丹穿著一件黑色大衣，雙手插在上衣口袋裡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個拎著皺巴巴皮袋的老年農民轉頭好奇地張望這個長相奇異的洋人，他的帽子和對襟棉襖與皮爾·卡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儘管很彆扭，但是兩個世界總算走到了一起。
服裝表演會的入場券被嚴格控制，只限於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與技術人員參與「內部觀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臨時搭起的一個「T」型台上，八名法國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的颱風流暢自然，表現出一種隨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傳情，勾肩搭背，表現出當時被中國人視為頗不莊重的親密。在後台更衣處，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細心的中國人扯了一塊大篷布，把房間一分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裝又貼身，男女混雜，諸多不便。但皮爾·卡丹卻固執地要把篷布撤掉，「我們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個房間裡換衣服，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要像外科醫生一樣，瞭解我的模特的形體。對不起，請把篷布拿掉，這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員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聽從了大師的意見，但這個細節作為「紀律」絕對不能走漏風聲。作為一個浪漫的藝術大師，皮爾·卡丹對他在中國大陸掀起的衝擊波非常滿意——從這一年到1994年，這個法國服裝師前後來了中國20次。在此後的20年裡，他一直為那次表演會而感到萬分的慶幸。
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皮爾·卡丹」是中國消費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國服裝品牌，它一度還成為了高檔服裝和奢侈消費的代名詞。「先入為主」的品牌效應，在它身上得到了最極致的體現。1979年對中國來說，是經濟細胞的復甦之年，各種現代經濟的元素開始被一一啟動和復用。北京成立了外匯管理總局，全面管理人民幣和外匯的交易業務；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中國中央電視台則組建了廣告部，20年後它將成為中國最強勢的廣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鴨店的和平門分店開張了，它的建築面積有1.5萬平方米，餐廳使用面積近4000平方米，內設各種規格宴會廳40餘間，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賓客同時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鴨店。
而最新鮮的是，這個店恢復了「全聚德烤鴨店」的金字招牌，開業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鴨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跟全國所有的老字號一樣都被當成「四舊」給廢棄掉了，現在，它的復出很清晰地表達了一個信號：老字號們都可以復活了。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間集資方式創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辦愛國建設公司」的企業，它後來被認定為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
第一家廣告公司也在這個有著百年商業傳統的城市出現，在3月15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第一個外國品牌的廣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達牌手錶，同一天，雷達表還在上海電視台播出了第一個電視廣告，由於時間和操作上的原因，這條廣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說，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雖然當時中國懂英文的人並不多，但是在3天內，到黃浦區商場詢問這個品牌手錶的消費者超過了700人。在廣州等地則出現了一些服務公司，旅遊業也開始起步，報紙上開始討論賓館是不是也可以進行企業化管理。
國民經濟開始向輕工業轉型，國務院出台了鼓勵輕工業發展的文件，在稅收、招工等六個方面進行適度的傾斜。在上海，一個鋼鐵廠把自己的廠房轉讓給了上海服裝公司，國營企業之間的這種產權轉讓在當時是一件很轟動的新聞。關於保險業是否應該恢復的討論也被提上了日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從1959年到1979年期間，中國國內所有的保險業務都停辦了，企業和家庭被認為不需要這種「資本主義的剝削工具」。到1980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復成立，隨後進入了長達六年的獨家壟斷時期，1986年才發放了第二張保險執照，要再過六年，外資保險公司才被允許進入。保險業的梯次開放進度，幾乎是中國所有壟斷型行業的縮影。
在國際上，已經有人在思考中國經濟的崛起對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就在《時代》、《新聞週刊》還在為中國打開國門而大呼小叫的時候，一向嚴謹而不事聲張的《經濟學人》卻已經在思考更深層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問題：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對現有的國際市場構成致命的衝擊？要知道，這個問題在20年後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經濟學人》是第一家提出這個疑問的媒體，就憑這一點，它稱得上是真正的預言家。在1979年3月3日發表的《中國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中，《經濟學人》分析說，「作為一個與美國和蘇聯類似的大陸型國家，中國的長期出口增長率可能維持在4%~5%，足夠使中國在1990年前後成為中等規模的貿易國。中國擁有的是土地、能源、勞動力，而現在所缺少的是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意識。」《經濟學人》大膽地預言說，儘管從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進口，這將刺激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但是長遠而言，「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品會成為必然」。作者在文章中說：中國的出口增長可能更快嗎？在原油方面，抑制擴張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給，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可能還相當強勢。利潤取決於加工出口。目前南韓的人均出口額是中國大陸的25倍，而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是大陸的100倍。中國在一些簡單製造業領域已經開始市場化，比如紡織、鞋類、珠寶、玩具和旅行用具等等。電子業和輕型機械工業不久就會跟上來。中國缺乏市場常識的障礙之一是，對市場需要怎樣的產品、設計和質量規範缺乏經驗。一個方法是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照搬，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這樣做，它稱之為「三來一補」。
中國提供土地、能源、勞動力以及原材料，而國外提供設備、原始技術、管理和市場經驗（比如有海外華人已經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工廠，一年向中國香港出口200輛巴士車）。最終，最大的出口區是中國台灣。另一個大的障礙是貿易保護主義。美國人已經試圖在同中國就紡織品問題進行「市場秩序安排」談判。不過，中國處於極具議價能力的位置。它馬上就會成為新的利潤空間極大的供應商，同時還有新的、極具吸引力的市場。在不久的將來，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品會成為必然。中國大陸到1990年將翻4倍的出口額才比今天日本年出口額的1/3多一點（相當於今天韓國、中國台灣出口額總和的兩倍多）。10年的高速增長，加上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原油，將意味著中國將開始被視做同今天英國地位相當的中等貿易國家。西方應該努力忍受這一現實。」這是當年度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復甦最具有遠見性的報道。
忙碌的鄧小平在全世界尋找振興中國企業的榜樣。1月，他按原先的安排出訪美國。鄧小平結束訪美後，2月7日抵達東京，同老朋友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會談。去美國訪問，鄧小平最重要的任務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亞州的州長官邸，他與16位前來拜訪他的州長共進晚宴。鄧小平不厭其煩地介紹中國走向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關係得到美國人民的認同。而到日本去，他則帶有更多的學習的意味。在這裡，我們也許可以簡短地回顧一下1979年的世界。不誇張地說，那是一個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總統布托被處死；烏干達獨裁者阿明被推翻流亡國外。5月，美國發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難。8月，霍梅尼統治伊朗，為了報復美國支持伊朗舊國王，霍梅尼宣佈石油禁運，油價從每桶15美元上漲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機。9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因腐敗和散佈謠言罪被逮捕。10月，韓國總統樸正熙被射殺。11月，波利維亞發生政變。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聯合國宣佈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
這些事件讓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一年充滿了神經質般的緊張。跟這些動盪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業領域，全世界的話題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的崛起。這個二戰的戰敗國以其倔強的國民性和現實的公司成長戰略實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經濟奇跡。1945年，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來到日本，他拒絕去皇宮會見裕仁天皇，而是要求後者到美國大使館向他致意，他叼著煙斗對《芝加哥論壇報》說，「日本已經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195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經與中國並駕齊驅。
日本復興的象徵性事件發生於1970年3月，當時，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日本政府史無前例地拿出20億美元舉辦這場空前的商品交易會，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未來學派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康恩首次在《芝加哥論壇報》（也就是25年前麥克阿瑟發表過言論的那張報紙）上預言：「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在整個70年代，日本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1979年7月，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F.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這本書讓全世界在整個80年代繼續談論日本。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品──從家電、手錶、照相機、汽車到半導體──幾乎是風靡一時，舉世無敵。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經驗成為全球企業家和政治家爭相學習的榜樣，後來創辦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國人拉裡·埃裡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聽日本企業家演講時所聽到的一句話，那位日本人說：「在日本，我們認為低於100%的市場份額是不夠的。我們相信只有我成功還不行，其他人必須失敗。我們必須擊敗我們的競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