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日後評論說：「該目標不切實際，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許多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遲，因為中國缺乏付款能力。」這裡隱藏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年，鄧小平曾經嘗試用「巨額資本密集投入」的方式來迅速地拯救中國經濟，這仍然是一種強有力的國家經濟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群眾搞經濟的方式不同，鄧小平這一次是試圖借用資本主義的錢來造「中國大廈」。不過，他的這個浪漫藍圖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在發現這一計劃無法實現的第一時間，鄧小平就迅速地改變了戰略，他開始把重點放在上萬家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期望通過對它們的放權改造激發出生產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還在地理位置比較偏遠、國有經濟實力不強的南方進行特區試驗，用窗口效應來吸納國外資本和技術。領導人的這種急迫心態，一層層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級經濟幹部那裡。中國第一次引進外資的熱潮在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一書中披露，1978年，全年簽訂了78億美元的外資引進協議，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額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裡搶簽的合同。
1978年8月，主管汽車行業的第一機械部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奔馳、大眾等著名企業發出邀請電，希望它們能夠來考察中國市場。很快，反饋回來了：繁忙的豐田公司以正在和台灣洽商30萬輛汽車項目婉拒，傲慢的奔馳公司則說不可能轉讓技術，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興趣。第一個來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湯姆斯·墨菲帶隊的大型訪問團來洽談轎車和重型汽車項目。後來出任副總理的李嵐清接待了他們，在這次洽談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他說：「你們為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venture）？」李嵐清後來對中央電視台記者回憶，儘管中方人員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
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中方人員詳細介紹了「jointventure」的含義：就是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還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這位經理介紹以後，墨菲還補充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聽了這番介紹後，李嵐清感到新鮮有趣，會後，李嵐清當即將談判做成簡報，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鄧小平批示：合資也可以談。有了鄧公的批示，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與通用的談判進度立即加快。第二年的3月，一機部組團赴美與通用進行合資經營的談判。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會最後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的這個合資提議，通用進入中國的步伐戛然而止。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要在將近20年後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樁。
而彼時，德國大眾已經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了，大眾汽車的年銷量達到50萬輛。幾乎就在通用汽車董事會對中國說「不」的同時，一批德國汽車專家考察上海，他們開始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這個談判一直談了整整十年。中國方面在談判中唯一的堅持是：大眾汽車必須國產化。當時隨大眾公司來華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國《明鏡》週刊的記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後的中國廠房後，略帶嘲諷地說：「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並且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裡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鎯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當時，幾乎每一個到現場考察的德國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製造業能在短期內改變如此落後的現狀。他們發現，在中國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產企業能與桑塔納汽車配套，甚至沒有一條生產線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輪胎、收音機、喇叭、車外天線和小標牌，而即使把這些零碎的東西全部加起來也只能佔到零部件總量的2.7%。儘管有抱怨和擔憂，但是中國接納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的熱情卻越點越熱。
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經水到渠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得到了管理國家的領導權；在隨後的科學大會上確定了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啟動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導權；出訪日本及一連串的外資談判，讓沉重的國門一點一點地打開；11月，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革命行動，「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眾得到承諾將很快平反。就這樣，變革每天都在發生，中國的未來走向似乎日漸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相關，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黨的組織路線，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這無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為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台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盪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因而，儘管在兩年前，執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直到兩年後的這一天，中國才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工程在上海開工了。12月24日，日後成為中國鋼鐵業支柱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0萬噸、鋼670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0億元人民幣。媒體對寶鋼的定位是——「我國第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基地」，很顯然，它代表了當年度中國政府經濟發展和引進外資的最大舉措，舉國上下對之的期盼可見一斑。
1978年實在是一個如此遙遠而模糊的從前。那一年，美國頒布了《破產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企業破產方面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闡述（中國將在五年後出現第一家破產企業）。那一年，偉大的微軟公司才剛剛兩歲，比爾·蓋茨決定給自己發工資，他鼓足了勇氣對合夥人說，「我今年的年薪絕對不能太低，它應該是1.6萬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傳奇總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於嫉妒而開除了，時年54歲的他轉而受聘於瀕臨破產邊緣的克萊斯勒公司，六年後他竟奇跡般地使其扭虧為盈，並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億美元，他成了美國英雄，也成了中國企業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國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個移動電話通信系統悄然開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這個新技術，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開端。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那麼的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的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超過70%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7月份，在這家報紙上出現了第一個廣告，從10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政府呼籲人民要節儉辦事，特別是看到廢棄的水泥包裝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來。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發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居然差那麼遠，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的確，你會發現，在一開始，中國與世界似乎生存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時空中，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發展脈絡，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通點竟是那麼的困難。
但是漸漸地，你會發現它們開始出現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許多年後，它們終於真正地融為一體，難分彼此。1978年12月26日晚上，西方的聖誕夜——中國大概要過15年才開始有人把這一天當作節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為兩年。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別在臨行前接見了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長李琦親自到機場把他們送上了飛機。這是一個開始。據英國《觀察家報》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00名留學生，而美國則被希望接納5000人。《觀察家報》說，「這些年輕人不僅將充分地接觸英語，而且要接觸一切民主政體下的東西，從炸魚條到帶髒字眼兒的政治評論。他們不久就會認識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那個悲慘景象的英國可能需要重新畫了。而這一切，對他們，以及對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很顯然，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始。
【鏈接】「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這樣評論說，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1978年之前的中國是十分純粹的計劃經濟成長模型。在1952年前後，中國對私人資本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業在這段時期內收歸國有。此後直到1978年，中國境內所有的企業都為國營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所有的物資生產和分配全由國家來調控，當時的年度計劃會議要開幾個月，擔任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綜合司司長的朱之鑫回憶說：「那時候搞計劃可以說像騾馬大會，非常的厲害。你比如說一個煤礦，我採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報上來，坑木怎麼辦呢？我又要去林業部門看它有多少木材，採集這個可以分給煤炭行業多少，然後再到鐵路部門跑運輸，就這樣做計劃。」很顯然，這是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計劃生態鏈，它在一個高度集中、全面封閉的體系內運行，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車間，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廠長，計劃委員會則是一個調度室，計劃點菜，財政撥款，銀行數錢，看上去是那麼的井井有條。但是，這種計劃經濟對效率的排斥和漠視卻已經是一件不需要來論證的事情了。整個國家的產業佈局以重工業為絕對優先。在1953~1979年期間，重工業增長相比於輕工業增長的領先係數達到1.47，甚至在一段時期竟高達6.00。出於政治目標和國家生存戰略的需要，軍工產業被放到了最首要的地位上，鋼鐵、石油等重工業則與之配套，因此，重工業的產品並非像正常經濟的運行體制那樣流入國民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循環之中，這直接造成了輕工業及國民生活必需品生產的嚴重短缺。人們購買糧食、日用品等都需要憑限制性的票據供應。此外，全國企業的佈局也很不合理。
為了免於在戰爭中處於被動地位，工業企業並沒有被放置在處於經濟地理優勢的沿海地區，而是採取了放置內地也就是大後方的策略。由於重要的工業企業都被設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區，並不計經濟合理性而分散在廣泛的地區，從而喪失了規模優勢，使得經濟效率非常低下。在金融體繫上，1978年前的中國，只有一家銀行，沒有保險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業，國營企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1089.9億元，占銀行存款總額的83.8%。國家是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流動資金。1978年以前，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經濟體，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的經濟列車在運行了20多年後，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全社會的物資全面緊缺，企業活力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