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此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包產到戶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讓中國農民擺脫了遏制勞動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它的推廣在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口糧產能問題。而在另一個方面，它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閒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他們很自然地轉而進入工業製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這群人的出現直接地誘發了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在邏輯根源上也可以從小崗村的那個冬夜開始追尋。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干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麼，也是在1978年，距這裡數百公里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發生著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並也確實發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華西村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裡當了創紀錄的48年的村黨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游刃有餘，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當年，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幹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超一噸，今年可達2400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於抓農業，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於農業機械化，把各行各業納入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後進公社趕上去。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
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佈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發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這樣的報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確鑿的、閃閃發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聖陶激動不已，這位江陰人據此寫了一首很長的讚美詩，其中有「仁寶同志江陰眾，英雄業績維仔肩，更思舉國數千縣，孰不能如江陰焉」之句。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幹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裡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後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拚死拚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
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麼》，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道。可是，在江蘇省和江陰一帶，華西被嘲諷為「吹牛大隊」，還有一些人給中央寫內參，告發「華西村是個假典型」。在這樣的風波中，吳仁寶奇跡般地躲過了暗箭，他的「江陰縣委書記」在一次舉報後被摘掉了，可他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後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並不孤獨。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莊的大邱莊，一個叫禹作敏的村黨支部書記也在村裡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大邱莊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的民謠，誰也不會料到十年後這裡竟會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
而在素來有工業傳統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週年的紀念日。在這裡，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在日後很長的時間裡，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後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並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0年之後的話題了。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衝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他自小流浪鄉里，先學打鐵，後修自行車，25歲那年，他東借西湊4000元，帶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並自任廠長。
寧圍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將近5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魯冠球辦廠，可以說真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蹬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裡，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有時候就蜷在一些國營大工廠的門外一整天，有廠裡不要的廢鋼管、舊鐵線扔出來，就寶貝一樣地揀回去。生產什麼，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麼，購買什麼，銷售什麼，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屬「非法」。
精明的魯冠球東鑽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鎯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麼做什麼。到1978年，雪球慢慢滾大，魯冠球的工廠竟已有400號人，年產值300餘萬元，廠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弄得清楚失蠟鑄鋼、萬向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在後來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初級工業化之間，魯冠球似乎已經在費力地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讓人猶為驚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企業管理知識的魯冠球在很早就嘗試著管理工廠的方法。在1969年建廠之際，他就實行了基本工資制，工人工資額固定，按月出勤結算發放。
1971年，他提出了計件（時）工資制，根據工人的勞動量來分配他們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後，少數覺醒的國營工廠才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這種分配製度。「做工廠不能有什麼就做什麼，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小而專、小而精。」魯冠球後來說，他從1978年開始考慮一些問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可能是當時8億中國農民中僅有的幾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人。這一年，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悄悄恢復基本工資加獎金的制度，有的還開始嘗試計件制。9月，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發表長篇論文《建立和改進企業基金提成制度》，他們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混雜語言十分辛苦地論證，利潤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特徵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掛帥」，在結論上，他們很自然地將那些錯誤的觀點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他們把兩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險惡地要把我們的企業都變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門。」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給人寒冷的感覺。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稿中寫道：灰白的太陽終於費力地鑽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如果說，鄧小平在年末的訪日頗有點「招商」意味的話，那麼，歐美的企業主也明顯嗅到了中國變革的氣息。特別是早在1972年就與中國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的超級大國美國，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很早就把它的臨時辦事機構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裡。當時在中國主管事務的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中年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有一頭鐵灰色的頭髮。12月17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佈「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第二天，亨達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准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
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准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並在中國市場銷售。在罐裝廠建立之前，從1979年起，由中糧公司採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合同是在外貿部大院（與北京飯店斜斜相望，僅隔著一條長安街）簽訂的。外貿部長李強在批復中加了一條：「僅限於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儘管合作的姿態是審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樂總部顯然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閘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美國和可口可樂的速度讓人嫉妒，似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對打開國門的中國感興趣。當時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剛剛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無力再干預其他地區事務；蘇聯也因為要插手阿富汗而無暇他顧，冷戰局勢處於低潮。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剛剛從經濟蕭條中走出，空閒資金較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
4月，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谷牧率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各國，所到之處，官員和商人都表現了願意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的強烈意向。在和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搞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很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巴符州州長說可以貸款50億美元給中國，馬上可以簽字；北威州則表示100億美元也問題不大。這些資訊都刺激著中國領導人對引進持積極態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擴大對外引進的思想。6月22日，鄧小平找余秋裡、谷牧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同國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點，搞它500億，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也可以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都可以盡快開工。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是，根據鄧小平的這段講話，中央政府曾經策劃過一個龐大的10年引資計劃，計劃引進600億美元的外資，大大擴大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武器產品的生產，其中包括了120個大型項目，如礦山、鋼鐵聯合企業和石油化工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