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正在採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復職的鄧小平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係，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發聯想，然而在後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佈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發佈建交聯合公報。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悄悄向發達國家靠攏的發展主導型戰略已經開始發酵。
在這一年的天安門國慶典禮上，出現了一個名叫李嘉誠的香港商人。他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侷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從11歲離開大陸，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回鄉，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大陸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他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再過20年，他將在距離天安門一公里遠的地方蓋起一個龐大的、超現代的東方廣場。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回到香港，李嘉誠當即決定，在家鄉潮州市捐建14棟「群眾公寓」，他在給家鄉人的信中寫道：「念及鄉間民房缺乏之嚴重情況，頗為系懷。故有考慮對地方上該項計劃予以適當的支持。」他要求家鄉媒體不要對此做任何的宣傳。
有一個與此相關的細節是，兩年後，「群眾公寓」建成，搬進新房的人們將一副自撰的春聯貼在了門上，曰：「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李嘉誠。」此聯很快被記者寫成「內參」上報到中央，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李嘉誠不惹政治，卻防不了政治來惹他。在李嘉誠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前的4個月，36歲的榮智健隨身攜帶著簡單行裝和單程通行證，遠離家人，告別妻兒，從北京來到了香港。到碼頭來迎接他的，是他的兩個堂兄弟，榮智謙、榮智鑫。顯赫百年的榮家第四代終於在一個潮濕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無錫榮家，興於清末民初，靠辦印染工廠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帶顯赫的商賈大戶，最鼎盛時，榮家幾乎掌控了中國紡織產業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後，榮家一直是共產黨的堅定擁護者，1953年，黨中央有計劃地實驗公私合營計劃，在榮家第三代掌門人榮毅仁的積極倡導下，他所持股的廣州第二紡織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遞交公私合營申請書的私營工廠，起了全國性的示範和宣傳作用，毛澤東因此讚許榮家為「民族資本家的首戶」。
三年後，全國公私合營計劃臨近收尾，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榮毅仁作為工商界報喜隊代表，向毛澤東、劉少奇等報喜，這一天標誌著「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957年，41歲的榮毅仁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後來還曾兼任紡織部副部長。「文革」期間，榮毅仁靠邊站，沒有少吃苦頭，他的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好幾年一直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工商聯機關的所有廁所。他的兒子榮智健被流放到四川涼山的一個水電站當抬土工。「四人幫」下台後，鄧小平復出，榮毅仁也隨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政協會議上，鄧小平被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當選為副主席。政治上儘管重煥光芒，而榮家資產在大陸卻已分文不存。此時已回到北京的榮智健無所事事，他對科研和政治均無興趣，於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個抉擇，在那裡，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榮家子弟儘管不復祖輩的榮耀，卻也依然固守家業。
行前，榮毅仁盤算良久，記得當年他父親在香港開辦了數家紡織廠，其中的股息和分紅30多年一直未動，榮智健在父親的授意下一一結算，竟得一筆不菲的資金，這成了他闖蕩香江的資本。世家子弟畢竟不比尋常，其起點自當高人一籌。12月，他與兩個堂兄弟合股的愛卡電子廠開業了，總股本100萬元港幣，三人各佔1/3股份，一開始的業務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錶、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大陸販賣，在當時，獲准「大陸販賣權」幾乎是一個難以想像的特權。3年後，這家背景深厚的小電子廠被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高價收購。
榮家財技一試即靈，果然非同凡響。榮智健日後資產曾一度攀上「中國首富」的寶座，其淵源由來當是從這個夏天開始的。與隻身闖香港的兒子相比，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榮毅仁鏖戰大陸。他提筆向鄧小平建議，「從國外吸引資金，引進先進技術，似有必要設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集中統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願，投入國家建設」。在榮毅仁的提案中，即將創辦的公司名為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中信（CITIC）。此議當即得到鄧的認可，其他領導人也頗為讚許。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它扮演了中國引進國際資本的中介角色。
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這一次，他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參觀，而是在舉手投足間一次次地表達出自己的深意。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裡，他真正領略了「現代化」的生產線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松下電器公司生產各種電視機的概況。從1952年生產第一台電視機以來，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經生產了5000台電視機。鄧副總理走進生產車間，參觀了電視機組裝生產線、自動插件裝置以及檢查成品等生產工序。
離開車間後，鄧副總理被邀請來到一間展覽室，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陳列在這裡的雙畫面電視、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錄像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品。鄧副總理在講話中說，在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電子工業、電子儀表和自動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使兩國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廣闊地在多方面進行下去。鄧副總理應主人的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紀念冊上題詞：「中日友好前程似錦」。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飛訪中國，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國際級企業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協作第一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通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設備，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隨之開設。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湧而至，在其後的10年間，日本公司成為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出乎李光耀預料的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經濟制度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裡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
首先，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慎行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
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於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78年底，美國《時代週刊》將鄧小平評為「《時代》年度人物」。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週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VisionaryofaNewChina）。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發生在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這在即將開始的30年裡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裡，18個衣衫老舊、面色饑黃的農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並人人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份後來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干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這一條路上。包干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