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最小的只有18歲，其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還有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宏生和李東生分別來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們的同學後來回憶說：「黃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裡沒有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黃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腳指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校的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佔到全國總產量的40%。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東生們那麼幸運。在湖南長沙，坐了十年監獄的楊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當年，21歲的他因為寫了洋洋萬言的《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極左的「文革」領導人康生三次點名，判刑十年。出獄之後，楊曦光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
直到兩年後，經他四處上告奔波，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他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他才恢復了「政治的清白」。此後，他用乳名「楊小凱」再考社科院研究生，並終於成為當代中國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經濟學家。（有意思的是，另一個也因為寫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獄。他沒有去考大學，卻辦起了一個銷售部，以後的10多年裡，他由「中國首富」而成「中國首騙」。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去世，牟其中則在1999年又被關進了監獄。）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他是一個苦孩子，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裡，據說僅值50元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因為收養他的人是養牛的所以讓他姓了牛，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後開始一共養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乾眼淚，接過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後，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製品廠」當刷瓶工，在那裡他一幹就是16年，然後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後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輟學，他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對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湧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我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6年後，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裡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20年後，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在南方小鎮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正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裡。他在後來的自傳中寫道：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瀰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屍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內地各省市通過鐵路出口到香港的鮮活商品運到深圳，集中到筍崗北站編組檢疫，再啟運過羅湖橋。運輸途中發病或死亡的牲畜、變質的水果蔬菜要在這裡檢驗清除。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於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給排水技術員，工資每月42元。
工程五段主要負責北至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羅湖橋頭路段××公里的沿線土建工程項目。在這一管轄路段，經常幾個工程項目同時展開，1978年我們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那個時代，深圳還屬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來的。施工空暇去了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過，中方一側僅有的兩間店舖裡擺放著極普通的日用雜貨。筍崗北站施工現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蓆搭建的工棚裡。雙層鐵架床，我選擇住在上鋪，掛上蚊帳，鑽進去，編製工程進程表、決算表，看書，睡覺。廣東蚊子專欺負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掛蚊帳防蚊叮，還防蒼蠅的困擾；晾衣裳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被蒼蠅佔據，密密麻麻的，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工作之餘，我總會捧著一本書，在晚飯後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裡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節假日則去上英語課。
一次週末，廣州友誼劇院聽音樂會：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劉元生先生與廣州樂團聯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我太喜歡這首愛情至上的協奏曲，所以演出結束後還跑到後台向演奏者祝賀，劉先生送我一盤個人演奏的「梁祝」協奏曲錄音帶。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劉先生會成為我到深圳創建萬科的生意夥伴、上市之後的大股東之一。……工程繼續著。我盼望盡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副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記者傑伊·馬修斯發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採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在這篇題為《儘管宣佈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鬆鬆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幹勁十足的。
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拚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閒著。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交叉著雙手坐在那裡，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裡，只有一個女工干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工廠管理人員對於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在這種企業裡，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桂林絲廠有2500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雇過一個人。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音）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10~20年來第一次增加工資。由於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
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超過1.75美元。最後，馬修斯斷言，「這種鬆鬆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出現在中國中部。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發現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機器。這家年產30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國製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的觀察記：中國正在發展國內的交通事業，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時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就混雜著「幽靈班機」。例如，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著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但是，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
我到窗口問是什麼理由。回答是：「哎呀，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改了吧。」乘上飛機後又怎麼樣呢？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在瀋陽停留又耽擱了四小時，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又宣佈「因為哈爾濱在下雨，今天的班機取消」。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還是「今天停航」。到了哈爾濱，我才知道原因，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難怪一下雨，就必須得停航了。同樣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萊·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廣州等五個城市，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發達國家」。「中國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磚，但也使用一部分預制混凝土板來建房。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後的質量很粗糙，但非常講實用。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裡要住四代人，從80歲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時，伊萊·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發生的變化：「我所到之處，他們都在換自來水管。一些新的工業區正開始建造，不過我沒有看到什麼污染控制的措施。」《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後深為驚訝。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乾淨得一點灰塵也沒有。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鬥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看誰先到達目標」。這家工廠開始對超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松永問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送還獎金，仍然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沒有。」在經歷了這一些觀察之後，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0年的中國今後的課題是，實行高速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