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流浪兒般地赤著雙腳走來，深感到途程上頑石稜角的堅硬，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熱愛生命》，1978年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裡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20多年後，他回憶說：「記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
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的《人民日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是「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緻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性的年代。儘管在此前兩年，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則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人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此前半年，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投寄該報，在很久沒有收到回復後，他已經對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說：「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保存著，大概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要用它的，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感覺。從此以後，我們的稿子來來往往了好幾個來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給我。
那麼後來呢，又有一封來信不同了，調子又變化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等討伐之聲隆隆四起。
胡福明在看到報紙後，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妻子說：「我要麼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後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30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
在日後的幾年裡，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方面進行了清晰的表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日後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折衝百回，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根本的起點和邊界。這一年底，也就是柳傳志讀報後的20多天，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全會召開前後，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四·五」天安門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中，全國300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發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
在這一部企業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個「主角」的話，那他就應該是鄧小平。客觀地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裡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這個小個子的四川人有著驚人的堅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決斷力。據與他親近的人回憶，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裡默默地抽熊貓牌香煙。當他做出某種決策後，卻很少有人能夠變更它。法國思想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格森曾說：「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只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或無論怎樣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而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來賦予的。」鄧小平無疑就是伯格森所謂的「某個人」。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在該年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政協主席。在當上政協主席後，鄧小平主持的第一個大會是隨後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在這個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於世界水平15到20年，同時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科學發展計劃，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技研究的攻關重點，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紀末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一並不切實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不過在當時它確乎讓全中國為之一振，所有的人彷彿都聽到了時代火車轉換軌道的尖利聲響。當年，共有6000人參加了這次科學大會，其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在大會的後排，坐著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歲的青年人，他是解放軍派來的代表，他因為剛剛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而意外地得此殊榮，此刻他正在為父親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黨而發愁，而他不會料到的是，再過十年他將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兩萬元創辦一家叫做華為的電子公司，然後，這家公司將以其嚴苛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價戰略迅速崛起，並讓全世界的同行們深感頭痛。科學大會後，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4月，教育部決定恢復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事實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經部分恢復，而全國性高考的正式舉行則是在1978年。從這年起，高校招生恢復全國統一考試，由教育部組織命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考試、評卷和在當地招生院校的錄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和外語；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外語。外語考試的語種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語，考試成績暫不記入總分，作為錄取的參考。沒有學過上述語種的可以免試。報考外語院校或專業的，還須加試口語；外語筆試成績記入總分，數學成績作為參考。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在公佈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佈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佈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生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公佈考生成績，是提高招生考試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的重要舉措，對於轉變社會風氣，杜絕「走後門」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發揮了重大作用。有數據顯示，第一批報名高考的考生就多達580萬，遠遠超過高校的招生計劃。擴招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
北京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毛祖桓回憶說，「擴招也是臨時決定的，當時一開始就讓各個學校報，每個學校能招多少人，就這樣報了一下，這麼定了分數線。那年考得好的學生還比較多，因為是多少屆的人壓在一起來考大學，所以最後，我記得當時是林乎加當北京市市長，北京就率先擴招，原來比如說330分、340分才過線，後來就說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學，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強、二分之一弱的樣子，這個比例還是很大的。後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進，造成了第二次擴招的態勢。」教育部公佈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付重擔的。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
從這裡，後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麼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湧，40餘萬人眾裡怎麼可能沒有龍虎之士。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後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後更多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研究生，6年後創辦四通公司，後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雲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20年後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裡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