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是富豪的宗慶後當年就是在鄉下「插隊落戶」，為了回到城裡，他懇請在一間區校辦工廠上班的母親提前退休，她把這個崗位讓給了兒子，後者騎著三輪車到各個學校的門口賣練習簿和鉛筆，籌足了一點錢後他創辦了娃哈哈兒童保健品廠，現在它已是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在剛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許沒有別的稱謂更適合這一群改造歷史的人們。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將在歷史上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溫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對我說，「很多時候，改革是從違規開始的。」誰都聽得出他這句話中所揮散著的清醒、無奈和絕然，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你卻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歷史一字一句地講出上述這句話。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不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歷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數字或模型淹沒了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吶喊、苦惱和悲憤。其實，歷史本來就應該是對人自身的描述，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是最好的借鑒，它應該是可以觸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滿了血肉、運動和偶然性。我想多寫一點人的命運。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復，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般地湧向剛剛打開大門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便招進了幾十個年齡相差超過20歲以上的學生，其中3位是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後，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之和佔全國總產量的40%。也是1978年前後，從湖南和四川的監獄裡先後走出了兩個當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們一個叫楊曦光，一個叫牟其中，他們入獄是因為他們分別寫了一個同題的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來崇尚憂國論道的湖南和四川，他們是公認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時刻準備用熱血去喚醒迷亂中的祖國的大好男兒。這是兩個如此相似的男子。楊曦光出獄後就參加了全國高考並一舉登榜，3年後他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再兩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他後來改名楊小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數據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層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問年輕時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離開人世。
而牟其中則走上了另外一條更驚心動魄的道路，他出獄後當即借了300元，創辦了一家小小的貿易公司，隨後的10年裡他通過「罐頭換飛機」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為最早的「中國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熱情從來沒有喪失過，反而在首富的光環下越來越濃烈，終而他在年過50之際再度入獄，至今還在武漢的監獄中日日讀報，有時還寫出一兩封讓人感慨萬千的信件來。這樣的關於命運的故事將貫穿在整部企業史中。在我看來，企業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著這樣的一個族群：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
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面，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採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他們其實並不陌生。在任何一個商業國家的財富積累初期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人群，而且必然會出現這些人。我相信，財富會改造一個人，如同繁榮會改變一個民族一樣。在書稿整理的某一個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過一個很怪異的感慨：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但是說實話，我希望它快點過去。在過去20多年裡，中國市場上存在著三股力量：國營公司、民營公司、外資公司。在我看來，一部中國企業歷史，基本上是這三種力量此消彼長、相互博弈的過程，它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
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的時候，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了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麼的弱小，卻又是那麼的肆意，它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為流，轟然成勢，它是善於妥協的力量，但任何妥協都必須依照它浩蕩前行的規律，它是建設和破壞者的集大成者，當一切舊秩序被潰然推倒的時候，新的天地卻也呈現出混亂無度的面貌。20多年來，中國公司一直是在非規範化的市場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徵，決定了中國企業的草莽性和灰色性。我將用相當多的篇幅記錄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成長軌跡，它們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繞過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上，自它們進入中國市場的那一天起，它們便已經是中國企業，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這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鑒價值的教案。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最早進入中國的是以松下、索尼、東芝為代表的日本集團，松下幸之助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際級企業家，而東芝在中央電視台的「TOSHIBATOSHIBA，大家的東芝」讓人至今難忘，這與當時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強勢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項利益密集的領域，外資的力量以及其經理人群體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及政策的走向。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商業變革是一場由國家親自下場參與的公司博弈，在規律上存在著它的必然性與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許只有進行了全景式的解讀後，我們才可能透過奇跡般的光芒，發現歷史深處存在著的那些迷霧，譬如，國家在這次企業崛起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為什麼偉大的經濟奇跡沒有催生偉大的公司？中國企業的超越模式與其他超越型國家的差異在哪裡？我們才可能在為經濟增長率欣喜的同時，觀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卻每每被忽視的命題，如社會公平的問題，環境保護的問題，對人的普遍尊重的問題。在這種框架性結構之外，我還嘗試論證，在商業史上，並不是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
如果當年聯想的倪光南和柳傳志沒有反目成仇，聯想有沒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條更具技術色彩的道路？如果張瑞敏和他的團隊早早地成為了海爾集團的資產控制者，也許他就不會讓海爾的資本結構如此繁雜，海爾的成長軌跡或許會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沒有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突然出現，中國政府很可能著力去培育日韓式的財團型大公司，那麼，中國公司的成長版圖會不會全然改變？如果你認為這些設問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你可能就無法體味到歷史的內在戲劇性。我還將在日後的寫作中證明，在這個至今充滿神怪氣質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經被一再地證實：任何被視為奇跡的事物，往往都很難延續，因為它來自一個超越了常規的歷程，處身其中的人們，因此而獲得巨大利益的人們，每每不可能擺脫那些讓他們終身難忘的際遇，他們相信那就是命運，他們總希望每次都能紅運高照，每次都能僥倖勝出，最後，所有的光榮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環中。任何貌似理所當然的神話，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無懈可擊，往往越值得懷疑。我們從來相信，事物的發展是粗劣的，是有鋒芒和缺陷的。
當一個商業故事以無比圓滑和生動的姿態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首先必須懷疑，而所有的懷疑，最終都會被證明是正確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中國企業界是一個迷信奇跡的商業圈，但是30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讓這個圈子裡的人們開始重新思考超常規所帶來的各種效應。真相如水底之漂，遲早會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業界是存在「報應」的。四企業史寫作使我開始整體地思考中國企業的成長歷程。這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這過去的30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幾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
當我感覺疲憊的時候，我常常用沃爾特·李普曼的一段話來勉勵自己，這位美國傳媒史上最偉大的記者在他的70歲生日宴會上說：「我們以由表及裡、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像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它的昨天意味著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麼。在這裡，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李普曼說得多好——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我想我是快樂的。自從2004年的夏天決定這次寫作後，我便一直沉浸在調查、整理和創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維最活躍的一大塊時間。一個人要讓自己快樂其實是一件不難的事，你只要給自己一個較長時間的目標，然後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實現它。
結果如何，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會非常的單純和滿足。每當月夜，我便孤身闖入歷史的迷霧。我的書屋正對著京杭大運河，河水從我窗下流過，向西三公里拐過一個彎，就是運河的起點處——拱宸橋。這一線河水向北蜿蜒，在日昇月落間橫貫整個華北平原，最後進入北京城，到積水潭、鼓樓一帶戛然而至，710年來，世事蒼茫，卻從來沒能阻擋過它的無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運河清澈可見游魚，20多年來，樓宇日見林立，水體終而渾濁，現在，當地的政府突然又回過頭來搞運河的治理，想要把它開發成夜遊江南的一個景點去處。此刻，我正在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駛過。據說過了今年，這些水泥船因為噪聲太大影響兩岸居民而不能在運河裡夜行了。我的思緒便常常在這種貌似相關實則相去萬千的時空中遊蕩，法國人羅蘭·巴特曾經說過一句很妙的話，「我對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以及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寫作當代史的快感和詭異，便全部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