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2006年1月29日，中國春節。寫於38000英尺高空，自華盛頓返回上海。
英國思想家羅素曾經說：「提到過去，每個時代都承認它是事實，提到當前，每個時代都否認它是事實。」而天才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則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當各政黨只為明天而忙碌時，我已馳想於未來。」即將呈現在你面前的這部《激盪三十年》，正佇立在過去和當下之間，我的工作是盡一切可能進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續的描述，而很多結論則有待於後來者自己給出。我在這裡要感謝的是，這段歷史的創造者、記錄者和研究者們。因為是當代史，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本書中論及的不少人，企業家如柳傳志、張瑞敏、魯冠球、王石、宗慶後、牟其中、年廣久、李東生、劉永行、何伯權、黃鴻年等等，其他的企業人物和事件，我則從一些觀察者那裡獲得了第一手的資訊。我之前的同事童寶根是步鑫生的最早報道人，胡宏偉和新望分別是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研究權威，我的大學同學秦朔以及新華社前同事、策劃人王志綱是珠江三角洲最優秀的觀察家，王安、童牧野對中國股市的描述給我很多的素材和啟發。
此外，與我同為藍獅子發起人之一的劉韌對中關村的追蹤、胡泳對海爾的研究讓我得益匪淺，我的朋友何力、蔣耀波、許知遠、覃裡雯、趙曉對中國的考察總令我耳目一新。凌志軍著述的《交鋒》、《沉浮》一直是我寫作的重要參考書。此外，陳惠湘、遲宇宙、唐立久、王雲帆、何志毛、陸新之、程東昇、袁衛東對聯想、德隆、科龍、萬科、華為及柯達公司的長期跟蹤和著述，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曾有機會向已經過世的費孝通先生求教關於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他的謙和與風範讓人難忘。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書的創作動議是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時萌生的，我要感謝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我的邀請，感謝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接受我的訪問。
我還要感謝未曾謀面的傅高義（EzraF.Vogel）教授和黃亞生教授，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給予我啟迪。我要感謝本書兩位最主要的直接參與者，鄭作時和朱琳。作時是《希望永行：劉永行傳》、《阿里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兩書的作者，此次為協助我創作企業史，他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也放棄了很多的機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就讀歷史學碩士的朱琳是檢索的真正高手，英文與中文一樣精通的她負責國內若干報刊、全部國際刊物和專題的查詢整理工作。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每兩周碰面一次，討論相關的主題，然後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會前，我總是坐在書桌前，雙手輕撫鍵盤，眼望遠方，像一個磨刀霍霍的戰士等待另外兩個戰士的到來。為本書的創作，我們盡可能多地查閱了重要的國內外報刊和相關書籍，我要感謝所有報道的寫作者。
我要感謝大學同學胡勁軍，他讓我確信，結交在青春時的友情，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後，我當然要感謝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兒吳舒然。邵冰冰是書稿每個章節的第一閱讀者，她和女兒的支持是我度過每一個寂寞而枯燥的創作之夜的動力。本書是我計劃中的「中國企業史」中之一卷。在未來幾年內，我還將完成「1978年~2008年」的下卷，然後再完成「19世紀70年代20世紀70年代」卷。我的助理陸斌參與了書稿的討論和部分整理工作，同時我要感謝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對這部書稿的青睞，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長、臧永清副社長、潘岳總編輯、責任編輯蔣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樓賢俊社長、楊林海副總編輯等都對本書的出版投注了讓我感動的熱情。我希望我的創作不致於辱沒了「中國崛起」這個當代最偉大的神話。羅馬史的研究者尼克爾·馬基雅維利曾經說，「改革是沒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創作亦如此。
吳曉波2006年秋冬之際於杭州
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說來新鮮，我苦於沒有英雄可寫，儘管當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窮，年年有，月月有，報刊上連篇累牘，而後才又發現，他算不得真英雄。——拜倫：《唐璜》
一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採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冰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致優雅的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制度空間裡，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數據系統，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性的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最巨大的障礙。
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成為了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沒有經受過歷史學專業的訓練，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雖然多年從事傳媒工作的經歷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事實，並在某些時刻親歷現場，雖然我也曾出版過將近10本財經類書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哈佛大學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另闢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二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裡，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投機倒把」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帶，你如果騎著自行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後座的筐裡裝了3只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的話，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在溫州地區，我們還找到了一份這樣的材料，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
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茅盾在小說《子夜》裡生動描寫過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麼都有」。一個工作崗位是很珍貴的，是可以「世襲」的，父親在退休之後可以馬上指定一個自己的子女頂替，企業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重要得像「一個更大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