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上卷) 前言 (1)
    【題記】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2006年1月29日,中國春節。寫於38000英尺高空,自華盛頓返回上海。

    英國思想家羅素曾經說:「提到過去,每個時代都承認它是事實,提到當前,每個時代都否認它是事實。」而天才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則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當各政黨只為明天而忙碌時,我已馳想於未來。」即將呈現在你面前的這部《激盪三十年》,正佇立在過去和當下之間,我的工作是盡一切可能進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續的描述,而很多結論則有待於後來者自己給出。我在這裡要感謝的是,這段歷史的創造者、記錄者和研究者們。因為是當代史,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本書中論及的不少人,企業家如柳傳志、張瑞敏、魯冠球、王石、宗慶後、牟其中、年廣久、李東生、劉永行、何伯權、黃鴻年等等,其他的企業人物和事件,我則從一些觀察者那裡獲得了第一手的資訊。我之前的同事童寶根是步鑫生的最早報道人,胡宏偉和新望分別是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研究權威,我的大學同學秦朔以及新華社前同事、策劃人王志綱是珠江三角洲最優秀的觀察家,王安、童牧野對中國股市的描述給我很多的素材和啟發。

    此外,與我同為藍獅子發起人之一的劉韌對中關村的追蹤、胡泳對海爾的研究讓我得益匪淺,我的朋友何力、蔣耀波、許知遠、覃裡雯、趙曉對中國的考察總令我耳目一新。凌志軍著述的《交鋒》、《沉浮》一直是我寫作的重要參考書。此外,陳惠湘、遲宇宙、唐立久、王雲帆、何志毛、陸新之、程東昇、袁衛東對聯想、德隆、科龍、萬科、華為及柯達公司的長期跟蹤和著述,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曾有機會向已經過世的費孝通先生求教關於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他的謙和與風範讓人難忘。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書的創作動議是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時萌生的,我要感謝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我的邀請,感謝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接受我的訪問。

    我還要感謝未曾謀面的傅高義(EzraF.Vogel)教授和黃亞生教授,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給予我啟迪。我要感謝本書兩位最主要的直接參與者,鄭作時和朱琳。作時是《希望永行:劉永行傳》、《阿里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兩書的作者,此次為協助我創作企業史,他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也放棄了很多的機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就讀歷史學碩士的朱琳是檢索的真正高手,英文與中文一樣精通的她負責國內若干報刊、全部國際刊物和專題的查詢整理工作。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每兩周碰面一次,討論相關的主題,然後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會前,我總是坐在書桌前,雙手輕撫鍵盤,眼望遠方,像一個磨刀霍霍的戰士等待另外兩個戰士的到來。為本書的創作,我們盡可能多地查閱了重要的國內外報刊和相關書籍,我要感謝所有報道的寫作者。

    我要感謝大學同學胡勁軍,他讓我確信,結交在青春時的友情,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後,我當然要感謝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兒吳舒然。邵冰冰是書稿每個章節的第一閱讀者,她和女兒的支持是我度過每一個寂寞而枯燥的創作之夜的動力。本書是我計劃中的「中國企業史」中之一卷。在未來幾年內,我還將完成「1978年~2008年」的下卷,然後再完成「19世紀70年代20世紀70年代」卷。我的助理陸斌參與了書稿的討論和部分整理工作,同時我要感謝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對這部書稿的青睞,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長、臧永清副社長、潘岳總編輯、責任編輯蔣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樓賢俊社長、楊林海副總編輯等都對本書的出版投注了讓我感動的熱情。我希望我的創作不致於辱沒了「中國崛起」這個當代最偉大的神話。羅馬史的研究者尼克爾·馬基雅維利曾經說,「改革是沒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創作亦如此。

    吳曉波2006年秋冬之際於杭州

    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說來新鮮,我苦於沒有英雄可寫,儘管當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窮,年年有,月月有,報刊上連篇累牘,而後才又發現,他算不得真英雄。——拜倫:《唐璜》

    一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採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冰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致優雅的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制度空間裡,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數據系統,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性的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最巨大的障礙。

    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成為了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沒有經受過歷史學專業的訓練,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雖然多年從事傳媒工作的經歷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事實,並在某些時刻親歷現場,雖然我也曾出版過將近10本財經類書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哈佛大學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另闢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二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裡,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投機倒把」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帶,你如果騎著自行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後座的筐裡裝了3只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的話,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在溫州地區,我們還找到了一份這樣的材料,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

    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茅盾在小說《子夜》裡生動描寫過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麼都有」。一個工作崗位是很珍貴的,是可以「世襲」的,父親在退休之後可以馬上指定一個自己的子女頂替,企業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重要得像「一個更大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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