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頂身股。每個票號都根據掌櫃、管事、夥計的才能及表現，確定其在企業中擁有的股份份額，以此參與年終的分紅，是為「頂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頂身股」與實資的「財股」為同權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頂身股不得轉讓，擁有者去世後，東家仍會在一定時間內照舊給予分紅，稱「故身股」，一般而言，掌櫃故後享受八年的紅利，二掌櫃者享受七年的紅利，其他高級職員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紅利。這一制度近似於後世的經理層分紅權激勵。
在票號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山西商人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誠信精神，這顯然與優良的商幫傳統有關。在數以百萬計的匯票交易中，竟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起冒領事件，可見其制度之有效及信譽的可靠。根據票號規則，所有的匯票必須在兌付後當即焚燬，這一規則一直被嚴格執行，以致於沒有一張使用過的匯票流傳下來。1840年代，上海匯豐銀行的一位經理回憶說，「二十五年來，匯豐與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
山西票號是中國工商業進入19世紀之後的最後一次重大創新。票號的出現以及富有新意的企業管理制度的實施，讓晉商成了名符其實的天下第一商幫。地處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區一舉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揚州，儼然成為中國金融業的「金三角」，而平遙城中心的一條長200餘米、寬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著十多家名聲顯赫的票號，成了帝國的金融心臟，堪比後世的「華爾街」。據黃鑒暉的統計，在票號發展史上，共計出現過51家票號，其中平遙22家，太谷7家，祁縣12家，太原2家，其餘8家為南方各省商人所開，由此可見「平太祁」票商的勢力之大。極盛之時，山西票號每年匯兌的銀兩總數約在4至5億兩，實際控制了全國金脈。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認為，晚清的金融業由北方的晉商票號與南方的江浙錢莊所分享，其中，票號掌控了國庫和省庫，錢莊則控制了道庫和縣庫。
清代晉商的資產到底有多少，一直沒有確數。咸豐年間，廣西道監察御史章嗣衡在一份奏折中統計說：「山西太谷縣之孫姓富約二千餘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闔族家資各千萬。介休縣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
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曾排出光緒年間的晉商排行榜，共十五個家族，排名第一的是臨汾亢家，資產數千萬兩，第二是平遙侯家，資產七、八百萬兩，第三是太谷曹家，資產六、七百萬兩，第四和第五是祁縣喬家和渠家，資產在四、五百萬兩之間，其餘，第六位是榆次常家，資產百數十萬兩；第七位是太谷劉家，資產百萬兩內外；第八位是榆次侯家，資產八十萬兩；第九位是太谷武家，資產五十萬兩；第十位是榆次王家，資產五十萬兩；十一位是太谷孟家，資產四十萬兩；十二位是榆次何家，資產四十萬兩；十三位是太谷楊家，資產三十萬兩；十四位是介休冀家，資產三十萬兩；十五位是榆次郝家，資產三十萬兩。
若以章嗣衡、徐珂的統計為準，晉商的資產總數約在5000萬至6000萬兩白銀之間，接近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之和。梁小民認為他們的統計有點「縮水」，據他的統計，晉商的資產總量應在1億兩白銀左右，他在《小民話晉商》一書中寫道，「徐珂的排行表顯然大大低估了我們晉商的資產實力，像侯氏、曹氏、常氏、喬氏等資產應該在千萬兩白銀以上。排列的順序也有點問題，如冀氏不該那麼靠後，還有些該進入的沒進入，如日昇昌的東家李氏。」
【企業史人物】日昇日落
1839年，雷履泰70歲大壽，眾票商齊聚平遙賀壽，聯合送上一塊金字大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字。當時的票號正處在花開多枝之際，雷履泰去世於十年之後，他沒有看到極盛的景象。
票號最初的功能，是為旅外的晉商解決銀兩搬運的難題，屬於民間金融服務，而它最終能夠控制全國金融業，卻是因為獲得了中央政府的種種特權，而這些特權又成了晉商最終衰落的原因。
第一個特權是獲得京餉及協餉的匯兌權。
京餉是地方上繳中央的財稅，協餉是各省之間的官銀往來，這兩筆金融業務無疑是最大而最為豐厚的，自漢唐以來，官銀押解均由軍人執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軍起事之後，各地商路斷絕，朝廷不得不於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撫選擇票號設法匯兌，這為晉商打開了一道獲得大利的口子，從此，票號進入快速發展期，在後來的十年中，山西票號從14家增加到28家，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轉為大額公款匯兌。這些存放在票號的公款都是不計利息的，因而為票商帶來巨額利潤。
晉商獲得的第二個特權是行業准入資質。
在票號出現的前六十餘年間，設立票號不需向政府申請註冊。1884年（光緒十年），在晉商集團的多方遊說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規定票號在開業前須向當地的道台衙門呈請批准，領取「部貼」（營業執照）。而這一「部貼」必須得到同業者的聯保，由戶部派人調查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以及經營方針。由於此前的票號多由晉商開辦，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進入壁壘，票號產業漸成晉商專利。
這顯然是一項「魔鬼交易」。聰明的晉商通過與政府「結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幫的進入，同時也將產業的規則裁判權上繳，票號從此披上官商經濟的外袍。
清帝國的最後十年，是山西票號的「黃金時代」。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至山西境內，祁縣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率先得到密報，設法將老佛爺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還獻上了三十萬兩白銀作為孝敬。慈禧大為感動，下令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總號。後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將規定的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交票號匯兌，各省每年把應交賠款解付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匯豐銀行。
公款匯兌業務的開拓以及票號開辦的准入壟斷，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的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日昇昌最興盛的時候，各地設31個分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每股可分得年紅利1·7萬兩，按總股本60餘股計算，年盈利超過百萬兩。
因為利潤均來自於官家，所有票號的經營日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擲於公關和鑽營。史料記載，票號「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能益自豐，措置裕如。」另據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中描述，各大票號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長與慶親王最為親密，李家的日昇昌與倫貝子、振貝子、粵海關監督以及趙舒翹等走動頻繁，其餘，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拉攏董福祥，如此等等，各顯神通。票號商人對官府的打點可謂無微不至，每到年關，從舊歷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兩三車的禮物，去打點相關官府的上上下下，從管事到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
與向來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晉商一向以「儉為美」，可是自從票商發達之後，也「由儉入奢」，極盡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師記錄道：「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富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錯，巨鱉鮮魚。」《太谷縣志》中也記載，「風俗數十年而一變，而其遷移漸染，轉厚而為薄，轉儉而為奢。」
「極炫耀處，即衰落處」，這似乎是萬物輪迴的公理，票商之沒落也因它們的既得利益過大，與政府的「交情」太深。
票號極盛之時，正是西方銀行模式引入中國之際。1904年，朝廷籌辦戶部銀行，奉諭主事的戶部尚書鹿傅霖與票商素來親密，盛邀入股。平遙的各票號總號開會商議，集體決定不入股，並禁止山西籍經理參與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讓浙江綢緞莊商人參與籌辦。四年後的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邀票號每號出二人協辦，票商大股東不願與江浙財團「同台分利」，又予拒絕。
此時，在一線經營的北京票號經理們已經察覺到銀行對票號的致命衝擊，他們意識到，「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我幫等隱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此處時局，非立銀行不可。」蔚豐厚京城分號經理李宏齡率先倡議，提出票號聯合組建晉省匯業銀行，駐京的各票號經理在一年內給平遙總號連發了數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蝸居在平遙大院裡的股東們仍然無動於衷，他們指斥李宏齡等人是企圖「自謀發財耳」，如果各地再來信函遊說，總號將不予討論，直接束之高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廟堂崩解，王公星散，以公款業務為支柱的票號生意頓時斷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國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昇昌宣佈破產，清查帳簿，其最大的京城分號存款額為80萬兩，放款則只有四五萬兩，與興盛時不可同日而語。就在日昇昌破產的8個月後，留美歸國的風華青年陳光甫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民資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票號之衰，其實蘊涵著一個十分簡單而樸素的規律：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如果靠與政府的特權契約來獲取利潤，那將是非常危險而缺乏自主性的，無論多麼豐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遠只能是一項「生意」，而不可能成為一個永續的事業。
這個規律，在兩千年至今的中國企業史上屢試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