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滿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
——卡爾·馬克思，1853年
正當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號江山」的時候，在炎熱的廣東，一個比他年長一歲、尖臉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讓自己的財富象泡沫一樣的急速膨脹。
這位名叫伍秉鑒(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當時極少數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擁有聲望的中國商人，他的個人財富超過任何一個晉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國當之無愧的首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舖、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一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與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等六個中國人入選，伍是惟一的商人。
伍家並非老字號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親伍國瑩曾是潘啟家族同文行的帳房先生，後來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門戶，自創怡和行，伍秉鑒在32歲時繼承父業，歷二十餘年，終於超越同文行成為行商的領袖——「商總」。
伍秉鑒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二，一是誠實謙順、敢於吃虧的經商個性，二是與英美外資公司的、超乎想像的密切關係。
流傳至今的伍秉鑒故事，大多與「吃虧」有關。1805年，一家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鑒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他對外商只說了一句話：「以後要多加小心」。還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鑒7.2萬元的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去。這些「小故事」讓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們的很多來往信函中，都稱伍秉鑒「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鑒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輩，雙方都在長期貿易中獲得了最大利益。東印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鑒經營，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而伍氏在經營上的才幹也讓洋人非常欽佩，有記載說，某次，雙方要盤點一筆百餘萬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計算清楚了，然後到伍家對賬，伍秉鑒根據核對出來的數據，當場就算出了兌付利息，竟與英商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對方極為驚訝和折服。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鑒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英國東印公司在對華貿易中賺得缽滿盆滿，引起了英國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不滿，壟斷地位被打破似乎已是時間問題，伍秉鑒似乎預感到了這一很可能出現的變化。因此，他在新崛起的、年輕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資。
威廉·查頓是東印公司的一位隨船醫生，後來獨立門戶創辦洋行，伍秉鑒與之合作，查頓在廣州註冊的洋行名稱就是貌似與怡和行「一胞雙胎」的怡和洋行。1833年，英國的國際貿易政策終於發生重大變化，國會剝奪了東印公司對中國茶葉貿易的壟斷權，此後，東印公司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在伍秉鑒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大，很快佔有了廣州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在廣東商界，查頓有「鐵頭老鼠」的渾號。
伍秉鑒扶持的另外兩家洋行，一是英資的寶順洋行，它是東印公司的一家關聯企業，東印公司退出後，它繼承了與怡和行的大部分業務關係，其核心合夥人是托馬斯·顛地,此人個性張揚，桀驁不馴。還有就是美資的旗昌洋行，伍秉鑒與它的關係尤為密切。
旗昌的創辦人是羅密歐·羅素，1818年創辦於廣州，它一開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資的代理行，靠替大老闆打雜、跑腿起家。」1830年，來自波士頓的兩個年輕水手、約翰·福布斯和羅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的約翰·福布斯當時只有16歲，聰明伶俐，深得伍秉鑒喜歡，便收他為義子，怡和行為旗昌的所有業務做擔保，旗昌很快風生水起，據一些史料的記載，伍家在這家洋行中擁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揚鑣，羅伯特·福布斯繼續留在廣州，約翰·福布斯則回到美國，他把在中國賺到的錢全部投資於鐵路，成為北美地區最大的鐵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躍為美國最顯赫的商業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裡就是約翰·福布斯的曾外孫。
自1833年英國東印公司淡出中國之後，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和旗昌洋行成為勢力最強、控制對華貿易的三大外資企業，而伍秉鑒與它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淵源關係。
除了在對外貿易上翻手覆雲，伍秉鑒在官商關係的處理上也與前輩潘啟一樣的高明，他跟廣東的地方官員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動，《廣州府志》記載，「伍氏先後所助不下千萬，捐輸為海內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間，受經濟景氣影響，十三行商人陷入集體低迷，伍秉鑒先是將他在羽紗業務中的利潤所得全數拿出來，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然後又向瀕臨破產的行商放債200餘萬銀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於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無可撼動。
從一張油畫肖像來看，伍秉鑒長得非常清瘦，寬額、凹眼、細脖，一副南亞人的典型模樣，他個性低調，不苟言笑，據說「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他靠捐錢得到了一個三品的頂戴，不過，除了極少數的日子，從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對他的評價的是：「誠實、親切、細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充滿了商業智慧的低調商人，在有意無意中，扮演了「帝國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鑒的生意，從表面上看主要是茶葉和生絲的出口，而實際上，又與另外一項十分隱秘的進口業務有關，而正是這項業務，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情勢的「天地變色」，並進而造成國運陡轉，它就是鴉片貿易。
提煉鴉片的罌粟早在公元7世紀就由阿拉伯人傳入了中國，它被當成是治療疼痛的藥物原料。從17世紀60年代開始，在台灣、廣東和福建一帶，有人把鴉片與煙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屬奢侈品，吸食者為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員、無所事事的軍人和沉迷享樂的貴婦人。清帝國在1729年（雍正年間）明令禁止銷售和吸食鴉片－－根據東印公司的記載，這一年輸入中國市場的鴉片為200箱，1796年（嘉慶年間）再次重申取締進口和種植鴉片，這時候，年銷售量已經達到了4000到5000箱。在對華鴉片業務中，英國商人出於利益的考慮，扮演了走私者的角色。從1729年到1800年，中國的鴉片進口增長超過20倍，成癮者約為10萬人左右。到1818年，英國科學家研製出更廉價、藥效更強的混合鴉片，它迅猛地擴大了消費市場。
一向以文明人標榜的英國人當然知道鴉片對中國的傷害性，然而在誘人的現實面前，他們還是選擇了利益。攝於清帝國的「鴉片禁令」，東印公司在公開的航運指令中禁止販運鴉片，「以免牽連本公司」，可是在實際經營中，則將鴉片的銷售權讓給持有該公司執照經營航運的走私快船去做。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形象地描述了當時鴉片走私的繁忙景象：做鴉片交易的機構，即所謂「窯口」，通常擁有二萬到一萬元不等的資金，他們在外國商館中付清購買鴉片的貨款，然後駕駛航速極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島的「躉船」上提貨，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龍」。這些船艇全副武裝，由六、七十個水手划槳，每邊有二十來支櫓槳，其航速令人吃驚。1831年時，大約有一、二百艘這種走私艇穿梭於廣州周圍水域。鴉片從廣州向西運往廣西和貴州，向東運往福建，向北運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遠達山陝、京城。鴉片販子經常與黑道結交，也與山西票商們保持聯繫，以便轉折資金。
在這種龐大的鴉片銷售體系的最上游，則由東印公司所實際控制。創辦怡和洋行的查頓在一份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承認說，「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東印度公司。」1833年東印公司退出市場後，繼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鴉片業務。對於這種不道德的陰陽做法，英國政府甚至公開予以支持，主持國政的惠靈頓公爵在1838年5月宣稱，「國會不僅不對鴉片貿易表示不快，而且還要愛護、擴展和促進這項貿易。」
後世學界一直有爭論：十三行商人、特別是伍秉鑒的怡和行到底有沒有參與到鴉片生意之中。
從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伍家最主要的業務，儘管鴉片走私可以獲取暴利，十三行行商們卻都避之唯恐不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寫道：「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幹這種買賣。
然而，更多資料顯示，伍秉鑒對鴉片氾濫難辭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來的怡和、寶順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鴉片生意的最大從事者。
醫生出身的查頓從創辦洋行的第一天起，就參與了鴉片走私，1830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鴉片生意是「我所知道的最穩妥又最合乎紳士風格的投機。在好的年頭，我估計每箱鴉片的毛利甚至可達一千銀元之多。」到1837年，怡和洋行擁有了12艘鴉片走私快船，它們穿梭於加爾各答到廣州的航線上，甚至還僱傭德國傳教士沿海北上，販銷到渤海灣一帶。
寶順洋行是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商，顛地在加入寶順之前就是聞名南中國海的海盜型鴉片販子，他所擁有的「水妖號」是當時最大的鴉片走私快船。旗昌洋行的販毒能力也不弱於怡和與寶順，它的「玫瑰號」、「氣精號」、「西風號」、「妖女號」走私船均經過特製改造，以速度快、火力強而著稱。
在鴉片生意如此猖獗的情景之下，以伍秉鑒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親密的商業夥伴們都在從事這個非法的業務，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私運鴉片被官府查獲，伍秉鑒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其他行商被罰5000兩，罰金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由這些細節看見，怡和行即便沒有直接參與鴉片業務，也至少起到了掩護和包庇的作用。或許，商人的賺錢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實的真相。
數據顯示，從1826年開始，一向出口大於進口的中英貿易出現戲劇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間，有將近1000萬兩白銀由中國淨流出。從東印公司退出的1833年到1837年，英資洋行從66間增加到156間，他們絕大多數從事鴉片走私。到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增加到可怕的四萬箱，比1834年大幅增長一倍，是二十年前的一百倍，其數量已經足供1000萬癮君子吸食。在徐中約繪製的「鴉片貿易路線圖」中，能夠清晰地看出，非法的鴉片貿易已經蔓延到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域，毒素滲透至每一條毛細血管。與此同時，白銀外流的速度同樣驚人，僅廣州一地，每年流出的白銀就達到3000萬兩，白銀外流造成了銀貴銅賤的局面，一向穩如泰山的中央財政遭到巨大威脅。
在展開瘋狂的鴉片貿易的同時，英國人同時還試圖擺脫對中國茶葉的進口依賴。東印公司在印度東北部人煙稀少的阿薩姆地區成立了茶葉公司，頒布開墾法案，承諾凡是到這裡種植茶樹並外銷的歐洲種植園主，可獲得本地區多達3000平方米的土地。東印公司在阿薩姆地區野蠻驅逐從事遊牧業的原住民並大量砍伐森林、開闢茶山，同時還投巨資建立鐵路、公路等運輸網。從此以後，印度紅茶取代中國茶葉成為歐美市場的主要供貨基地。
由上述陳述可以發現，貿易的天平是怎樣傾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