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志道的做法是徽商最為驕傲的傳統。他們以「程朱闕里」自詡，明清兩代，徽州共出了28個狀元，佔全國狀元總數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鮑志道的家鄉、徽商最集中的歙縣在清代共出現了5個狀元、4個大學士、7個尚書、21個侍郎、15個內閣學士和296位進士。「賈而好儒」為官商經濟提供了絕好的營生土壤，時人對徽商的評價正是：「官員與商人互相依附，各取所需，無論是京城或過往的名士都成了結交的對象，甚至與朝堂重臣結為聯姻，鼓勵自家的子弟考取科舉，只要能夠達到這些目標，不惜採取賄賂的方式。」除了結交官府、培育子弟之外，鮑志道還有一項重大的使命是光大宗族榮耀。儘管他的經商場所在揚州城，然而他的「精神家園」卻在偏遠的歙縣棠樾村，他化了大量精力和金錢於棠樾鮑家的宗族建設。
中國從來有「一族聚居」的傳統，尤以魏晉南北朝時達到高峰，到了明清，又有演進。明嘉靖年間，朝廷採納禮部尚書夏言的建議，准許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廟，從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廟」的古制，此後，民間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譜、立族規迅速成為全社會的風尚。
這些宗族村落往往遠離中心城市，從而避免了戰亂和官府的侵擾。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來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內嚴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兒、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僕名分的佃僕一類單寒小戶，則於村落的四周棲息，時人稱頌這一景像是——「聚族成村到處同，尊卑有序見淳風」。
在這個宗族「小宇宙」裡，有財力、讀過私塾的鄉紳商人成了實際的管理者，這就是所謂的「以族為基，以幫聚之」、「以末匯財，以本守之」。他們在城市裡有自己的工商產業，但是他們的「精神家園」和「財富倉庫」則安放在此間。當他們在鹽業、錢莊、販布等產業賺到很多錢後，不再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源源不斷地運回宗族鄉村，在這裡大量購置土地，建造房屋，修橋補路，制訂鄉約，奢侈享受，留存至今的徽南民居、晉商大院均因此而成。
與幾乎所有的徽商一樣，鮑志道在家鄉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為了賑濟族內的貧窮家庭，鮑家購置的義田多達千畝，這些田地都歸宗族祠堂收租，每年以平祟方式賣糧給族內貧戶。棠樾鮑家最有特色的一處，是歷代修建了以「忠」、「孝」、「節」、「義」為主題的大型牌坊，迄今留存七座，成為國內知名度最高的牌坊群。
鮑志道一生完成的最後一項重大工程，是重修鮑家祠堂－－敦本堂。這座祠堂始建於明嘉靖末年，至清嘉慶時已「晦昧摧剝」，鮑志道和兒子鮑漱芳鳩工重建。他親手設計了祠堂的每一個細節，它坐北向南三進五開間，進深47.11米，面闊15.98米，門廳為五鳳樓式，前後簷用方形石柱，左右兩壁分刻朱熹所書寫的「忠孝節廉」四大字。
遙想十九世紀開初的某一個黃昏，夕陽西下時，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鮑志道行走在白牆黑瓦、牌坊林立的棠樾村，他的心境是寧靜而自足的。商人鮑志道深信，當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讓他受到後世尊重和懷念的，不是他的產業有多麼的龐大、他生產出了多少有質量的商品，而是他的子孫中有多少人考中了進士，他對鮑家血脈的存續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有哪位知名的文士願意為他寫一篇辭藻華麗的墓誌銘。
敦本堂趕在1801年完工，正是在這一年，鮑志道去世，他是新祠堂迎入的第一塊新牌位。在鮑漱芳和鮑勳茂的懇請下，當世名氣最大的文豪、禮部尚書紀昀－－紀曉嵐親筆為他作傳並撰寫墓表。紀大才子所寫的題目為《中憲大夫鮑公肯園暨配汪恭人墓表》，肯園是鮑志道的號，從標題中，你完全看不出這是一位商人的墓表，而這正是鮑志道所渴望的。
這是一個中國商人「完美」的一生。他少貧而有志，壯富而好善，家足而子貴，在官府和同道中均受尊重，而最後的名聲則留在了生茲葬茲的家鄉。他的一生，與他所處在的時代一樣，最重要的事情是，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發生。
與「超穩定」的鮑志道相比，同時代的西方人卻似乎要不安分的多，英國人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成為十九世紀的社會共識，貫穿那一百年的是對科技進步堅定不移的信念。事實上，正是在鮑志道生活的那些年裡，世界開始擺脫沉悶的慣性，煥然一新。
在1776年，比鮑志道年長七歲的英國人詹姆斯·瓦特（1736－1819）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帶有分離冷凝器的蒸汽機，這標誌著工業革命的開始。而在美國，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則發明了避雷針、提出了電流理論、創立了郵信制度並參與起草《獨立宣言》。跟鮑志道一樣，富蘭克林也非常關心自己的「墓表」，不過他擬定的墓碑文字更為簡捷－－「印刷工富蘭克林」。
十九世紀初期，蜷聚在揚州的兩淮鹽商，如江春、鮑志道輩，儘管富可敵國，可是已完全喪失了進取的能力。當其時，帝國最著名、最有創新精神的兩大商人分別出自北方的山西和南方的廣東，他們的年紀相差一歲，各自從事的是金融和對外貿易。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的北京分號經理雷履泰（1770－1849）向東家李大成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能否把顏料莊關掉，轉而從事一項名為票號的生意。
天才橫溢的雷履泰是從一個順手人情中發現了重大商機。西裕成是當時京城內最大的顏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鄉拜託雷履泰，從京城往老家捎銀兩，他們把銀子交給西裕成北京分號，由分號寫信通知平遙總號，然後在平遙提取，西裕成從中賺取一些匯費，時稱「內貼」。雷履泰向東家建議，將顏料莊改為一家專營匯兌的金融性機構。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很有一點冒險的精神，他覺得此計可行，便出資30萬兩，雷履泰附資2萬兩，創辦日昇昌票號。當時他們可能並不會預料到，正是這個票號業務，讓晉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發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匯票銀兩數目的10個數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碼。
試舉一例：全年12個月的代碼為「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每月30日的代碼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分別銀兩的10個數目為「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而「萬千百兩」的代碼為「國寶流通」。假如票號在6月20日為某號匯銀4000兩，它的暗號代碼就是「取人城寶通」。這類密碼組合時常更換，嚴防洩漏。
日昇昌成立後，生意如水入壑，洶湧而至。作為全球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銀本位制國家，自古以來，銀兩的長途搬運從來是一個難題，唐代和宋代雖曾有過「飛錢」、「飛票」，但一直沒有被廣泛應用，與之相關，武裝護送銀兩的鏢局成為一大產業，中國民間武林風俗即因於此。票號的出現，讓貨幣流通現狀為之一改。
晉商的商業嗅覺非比尋常，當然不會讓日昇昌獨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轉型的三年後，平遙最富的商人、有「侯百萬」之稱的侯蔭昌當機立斷，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總號就與日昇昌在同一條街上，比肩而立，僅隔一牆。侯蔭昌還把日昇昌的二掌櫃、正跟雷履泰大鬧矛盾的毛鴻翽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為了與日昇昌競爭，他把侯家的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和蔚豐厚綢緞莊一口氣都改為票號，組成「蔚字五聯號」，馬上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局面。雷、毛兩人一生交惡，雷把自己的孫子改名為雷鴻翽，而毛則一個新生孫子起名為毛履泰，意思無非都是把對方看成是「孫子」，鬥氣之際，就各自抱了小孩，當街遙罵，對打屁股。
在李、侯兩家的引導下，平遙先後出現了22家票號，他們在全國各商埠設立分號400餘個，涉及城鎮77個，極遠之處，北邊到了包頭、張家口，西邊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涼州，南邊到了香港，構成一張無遠弗及的金融網絡，號稱「匯通天下」。其中，日昇昌的分號有35家，「蔚字五聯號」的分號更多，其中蔚泰厚33家，蔚盛長22家，蔚豐厚26家，新泰厚和天成亨分別26家和23家，合計130家，為各家之最。
平遙票號的示範效應讓晉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機遇，其近鄰的太谷、祁縣也隨即冒出了眾多聲名顯赫的票號。其中最出名的是太谷曹家，他的創始人叫曹三喜，早年闖關東，在遼寧朝陽縣種菜、養豬和磨豆腐，當地人稱「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後經營綢緞鋪和茶莊，業務遍及北方各地，最遠在莫斯科都開了商號。票號興起後，曹家及時轉型，迅速坐大。當時的票號界有所謂的「標期之約」，也就是票號與商人彼此之間結算清帳的日期，因曹家票號的資金流實在過於龐大，所以他家約定的標期就成了太谷商界的共同標期，時稱「太谷標」，其影響波及整個華北地區。在祁縣，最大的票號集團是靠「買樹梢」起家的喬家，開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合計共45家。
經營票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一家票號之盛衰，與經理層的才幹關係重大，所以在經營過程中，作為投資者的東家往往賦予大掌櫃（總經理）以絕對的權限，同時在股權上予以激勵性設計。
其一是股俸制。票號從日昇昌開始，就設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個票號無論獨資或合資，都要將資本按一定單位額劃分股本，以此為分紅的依據。以平遙渠家的百川通票號為例，初始資本為16萬兩，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為1.6萬兩。這一股份安排及權責設計已與後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公司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