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
——和珅，《絕命詩》，1799年
1799年，世紀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個巨人出沒的年份。在歐洲的法國，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歷時十年的「法國大革命」宣告落幕。而在亞洲和北美洲，則相繼失去了兩位巨人，一個是中國的乾隆皇帝，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總統。
剛剛過了正月，88歲的乾隆就在紫禁城養心殿安祥駕崩了。當他去世時，沒有一個人會料想到，帝國盛世的幻象將在短短的四十年後就被擊破。乾隆當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執政時間第二長，僅次於他的爺爺康熙，他留給兒子嘉慶兩個重要的遺產。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環，二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貪官、也是當時的全球首富和珅（1750年－1799年）。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乾隆四十年，不知因為什麼機緣，26歲的和珅在短短半年時間裡由一位乾清門的普通侍衛被提拔為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後來又當上了領班軍機大臣，封一等忠襄公。
和珅發財，靠的當然是貪污，只是他貪的能力實在驚人，有學者考據，乾隆執政最後五年的稅收被他貪掉了一半。乾隆駕崩的十五天後，嘉慶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給賜死了。臨終前，和珅寫下數首絕命詩，其中一句曰「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嘉慶查抄和家，得土地八千頃、當鋪銀號等130座、藏金三萬餘兩、銀三百餘萬兩，財產總值約2·23億兩白銀，當時清廷每年的財政總收入約為四、五千萬兩－－乾隆五十六年的總收入為4359萬兩，和珅的財產竟相當於五年的國庫收入，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一個人，既是國家的首相，又是國家的首富－－我們不妨稱之為「雙首現象」，大抵是中央集權到了登峰造極的惡質時期才可能出現的「超級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雙首」樣本，在其之後，還有民國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雙首」人物的出現必基礎於兩個前提，第一，政府權力高度集中，權錢交易的土壤相當豐腴；第二，貪污必成制度化、結構性態勢，整個官吏階層已朽不可復，清朝自乾隆之後，綱常日漸敗壞，民間遂有「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的譏語。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喬治·華盛頓在弗農山莊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遺產。
他領導了一場獨立戰爭，讓北美地區擺脫英國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本有機會做一個皇帝，至少是終身制的獨裁者。可是，他卻選擇當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並在兩屆任期結束後，自願放棄權力不再續任。他主持起草了《獨立宣言》和《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後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佈，制定憲法的目的有兩個——限制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於這個目的，國家權力被分為三部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這三部分權力相互之間保持獨立，這就是現代民主社會著名的三權分立原則。
在1799年，乾隆的名聲、權力和財富都遠遠的大於喬治·華盛頓。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到了1820年，中國的人口總數為3·81億，美國為1000萬人，相差38倍，中國的經濟總量為228·6億「國際元」，美國為12·5億「國際元」，相差18倍，兩國幾乎不在同一個競爭層面上。可是，隨著時間的推演，不同的遺產讓他們個人以及各自的國家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新的評價。
如果有「機會」重新回到十八世紀末期的中國，人們將看到一番怎樣的工商圖景？也許，我們透過一雙商人的眼睛，可以完成一次小小的「穿越」。
他的名字叫鮑志道，生於1743年，去世於1801年，一生走過了整個「乾隆盛世」。
鮑志道是江春的歙縣同鄉。鮑家世居歙縣棠樾村，早在晉太康年間，鮑氏始祖就從中原南下到偏遠的徽南，從此耕讀人間，聚族而居。從明洪武年間開始，鮑家有人外出經商，十二世祖鮑汪如和很多徽商一樣從事鹽業，運米販鹽於南部的雲南一帶，家業稍富。明嘉靖年間，鮑家又有人在科舉上有了收穫，十六世祖鮑象賢考中進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副部級官員，算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人。從此，經商、科舉，鮑家子弟兵分兩路，各取所需。
徽南有民諺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鮑志道是鮑象賢的九世孫，幼年讀過私塾，到11歲時，就跟他所有的同族子弟一樣，背著一個小包裹，出外經商，飄蕩於江湖間。
此時的中國如一個在日漸擁擠的平原上悠閒前行、失去了任何進取心的老者。鮑志道所看到的民眾生活，與千年前的漢唐以及數百年前的宋元相比，除了人口急速膨脹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在廣袤的鄉村，農戶在使用的生產工具仍然是漢代就已普及的水排，而紡織技術從黃道婆以來就沒有得到改進。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今，跨越明清兩代，前後四百餘年，在十多位漢人和滿人皇帝的不懈努力下，開放坦蕩的中國「如願以償」地轉型為一個封閉固守、對外部世界毫不關心、如散沙般平鋪的社會。
少年鮑志道到過中國南方的很多地方。與漢唐相比，他所看到的清代城市的規模不是擴大了，而是在縮小。西漢時候，全國包括縣、邑、道、國四類的縣級單位共1587個，其後兩千年間，到清代中後期，府、州、縣級單位也只有1700個，幾乎沒有增加，其中超過萬人的縣城僅289個。
大量的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易發生在那些更靠近鄉村的市鎮，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專業化的大型市鎮，比如制瓷的江西景德鎮、冶鐵的廣東佛山鎮、織布的江蘇盛澤鎮、紡紗的浙江南潯鎮等等，各類市鎮估計總數有3萬個之多，有些市鎮的規模超過了府城，出現了「鎮大於市」的現象，如浙江湖州府就有民諺曰，「湖州整個城，不及南潯半個鎮」。在這些繁榮的市鎮裡，鮑志道四處可以遇到徽南老鄉，從清初開始，就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他們控制了長江流域的米業、木材業、制墨業，還與浙江、山陝商人在布莊、錢莊、鹽業上展開競爭。很多年後，鮑志道的一位徽州老鄉、大思想家胡適還曾很自豪地寫道：「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舖，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20歲時，鮑志道來到了揚州。他應聘到一個吳姓鹽商家做學徒，考試當日，吳鹽商請大家吃了一碗餛飩，第二天，他突然向眾考生出題：昨日吃了幾隻餛飩，有幾種餡，每種餡各幾隻，眾人都答不出，惟有鮑志道給出了答案，其人心細如絲，讓吳鹽商大為賞識。在當了幾年學徒後，鮑志道自立門戶，終於在老鄉雲集的鹽業打出一片天地，成了一位總商，任期長達二十年。據載，他曾經發明過一種類似「保險金」的「津貼制度」，當時淮鹽水運各地，常常發生鹽船沉沒事件，鮑志道倡議設立一項基金，「以眾幫一」，對遭到沉船損失的鹽商進行補貼，此議一出，就得到了眾商的響應，鮑氏名聲傳播兩淮。
鮑志道的錢賺得越來越多，可是他的安全感卻越來越少。千百年來，儘管每代都有很多像他這樣的成功商人，然而他們卻始終沒有培育出一種「商人精神」，而造成這一景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從知識精英到他們自己，都不認同商人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沒有形成自己的階層意識，這是最具悲劇性的一點，如費正清所言，「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
鮑志道所生活的揚州，是全國最奢靡的城市。商人們把大量資金從生產領域中撤出，用於日常消費。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後的奢豪之風遠勝過前朝，有人甚至稱之為「縱歡的時代」。《揚州畫舫錄》記錄過兩個故事：有人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兩銀子把蘇州城內所有商店裡的不倒翁統統買走，「流於水中，波為之塞」。還有人以萬金盡買金箔，載至金山寶塔上，向風揚之，頃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樹，四處漂漾。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商人階層從來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傾向。
鮑志道發達之後，將主要精力投注於幾件大事，一是構築錯綜複雜的官商網絡，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舉，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當總商的二十年間，鮑志道熱心於政府的各項工程，無論軍需、賑濟還是河工，均踴躍捐助，他總計向朝廷捐銀2000萬兩之巨，超過了江春的記錄，朝廷「投桃報李」，也給了他一頂接一頂的紅頂戴，從「文林郎內閣中書」、「中憲大夫內閣侍讀」到「朝儀大夫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貴之」，這是鮑志道深信不疑問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學者王士性就曾總結說：「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也就是說，當一個商人獲得財富的原始積累之後，必投入大量資金於其子弟，促使他們走向科舉，成為體制內的權勢者，唯有如此才能「保衛」既得的榮華富貴。鮑志道生有兩子，長子鮑漱芳跟從他經營鹽業，次子鮑勳茂則刻苦讀書，考中舉人，後來當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鮑家從此橫跨政商兩道，無人可撼。他還出資重修了揚州的徽商會館和歙縣當地最大的書院－－紫陽書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讀科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