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間，帝國以獨特的外貿授權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國際貿易的主動權。而作為這一制度的惟一受益集團，十三行商人因此獲得了驚人的財富，他們與北方的晉商、長江流域的徽商並列，號稱「天子南庫」。
同時，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帶有鮮明的官商特徵。從資產所有權來看，他們屬於自由商人，但實際上受到官府的嚴密控制和盤剝，這與晉商、徽商相比，幾乎如出一轍。精明如潘啟，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權，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獻銀兩，得到了一頂三品官的頂戴，他有七個兒子，長子潘有度隨他經商，次子潘有為則被安排苦讀詩書，後來終於考中進士，當上了內閣中書，算是在官場內撐起了一架保護傘。台灣學者陳國棟根據官方檔案統計，從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動報效」或「捐輸」了508·5萬兩白銀，而這僅僅是見諸史冊的記錄罷了。台灣學者陳國棟因此評價說：「對絕大多數行商而言，破產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們一當行商的時候就已注定了。」
從這三大商幫的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進入17世紀之後，中國的工商業已經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這是一種在運作設計上十分精緻、在倫理上實現了「自我論證」的中國工商模式。
在所有對華開展貿易的西方列國中，其興衰起伏，又與它們各自國力的變化有關。在十七世紀初期，有「海上馬車伕」之稱的荷蘭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躍的主角，隨後，它們被英國人超越，進入十八世紀的後期，來自北美的美國商人成了新興的一支力量。
與英國人相比，美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則要晚了將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商船從紐約港出發，橫渡大西洋，繞道好望角，經印度洋、太平洋，於8月28日抵達廣州，商船的船長是約翰·格林。
此時的美國剛剛結束了歷時八年的獨立戰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事件又與那家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關。早在1773年，東印公司遊說英國政府，成為英國在北美地區的利益總代理人，它獲得了銷售中國茶葉的專利權，禁止殖民地商人販賣「私茶」。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眾的憤怒，終於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這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線。美國宣佈獨立後，英國為了報復，取消了美國在英帝國範圍內所享有的一切貿易優惠，禁止美國船隻進入英國的主要海外市場。
為了擴大貿易，特別是出於對茶葉的市場需求，美國人不得不到遠東來碰碰運氣。「中國皇后號」載來了40多噸棉花、鉛、胡椒和皮貨，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歡迎，四個月後回程時，裝走了數百噸茶葉、四十多噸瓷器，以及絲織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區引起了轟動，船上的貨物被搶購一空，連開國總統華盛頓也專程前去挑貨，購買了一隻繪有飛龍圖案的茶壺，據計算，此次遠航為船主帶來了3萬美元的利潤，獲利率高達1500％。美國國會興奮地認為，「中國貿易可能開闢一條美國財富的巨大發展道路。」紐約的報紙對這次航行進行了長篇而詳盡的報道，它記錄道，在那些日子裡，美國人的「一切談話，都是以中國貿易為主題」、「每一個沿著海灣的村落，只要有能容五個美國人的單桅帆船，都在計劃到廣州去。」
兩年後，美國國會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駐廣州領事，他是31歲的「中國皇后號」貨物管理員、曾經當過陸軍少校的山茂召。從此，一條新的貿易通道被打開了，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來於兩大洋之間，其中噸位最輕的「實驗號」竟只有84噸，以至於到了廣州後，沒有人相信它來自1·13萬海裡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國人的冒險精神可見一斑。
對於北美的商人來說，在很長的時間裡，廣州的英文名稱——Canton成了財富的代名詞，在1789年，馬薩諸塞州東部福克縣的一個小鎮被命名為廣州鎮，喬治·斯蒂華特在一本研究美國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國23個州里，都有以Canton命名的城鎮或鄉村。
從1786年到1833年，美國來華的商船達到1004艘，僅次於英國，成為對華貿易的第二大國。
發生在十八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這些故事，最生動地呈現出一個偉大的事實：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已經在地平線的遠端露出了壯麗的桅桿，世界被貿易「綁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對全球化所下的定義——「日常生活的經驗，經由物品與理念的傳播，最終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標準化文化表達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的黎明年代，東方的中國無疑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無以替代的成癮性商品－－茶葉，有製作精美的絲綢和瓷器，同時，它還有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市場，它的商人集團也表現出了強大的競爭能力。在任何一個意義上，它都是不可戰勝的，甚至理所當然地應該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歷史的悲劇正埋在這裡。當數以千計的帆船帶著「狼人般的飢餓」遠航至此的時候，帝國的決策者仍然無動於衷，他們決定背過身去，拒絕一切的變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駛進廣州港的103年之後，英國派出的第一個官方訪華使團從樸茨茅斯港出發駛往中國，團長是英王喬治三世的表兄馬戛爾尼勳爵。
在本書所描述的兩千多年裡，總體而言，相對於西方文明，中國的兩千年歷史是一個獨立的事件。《中國近代史》的作者、華裔歷史學家徐中約說，「東西方文明各自處在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相互間知之甚少，的確，東方和西方迥然不同，兩者沒有碰撞。」
可是，當時光之鍾走到十八世紀末期之際，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終於要被打破了。馬戛爾尼使團就是這兩大文明在官方意義上的第一次「非親密接觸」。
在一開始，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了景仰和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使團中的斯當東、約翰·巴羅等人詳盡地做了日記，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英使覲見乾隆紀實》一書。
「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這是使團成員約翰·巴羅的真實觀感。
清政府委派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洗衣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的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在英使團的船隻行駛於中國內河時，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下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球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彷彿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英國人分析說，這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在經歷了整整一年的旅行之後，英國使團抵達乾隆皇帝的行宮－－承德狩獵場。雙方就禮品稱呼及宮廷禮儀等細節展開了激烈的爭吵。在英國人的眼中，中方表現得非常傲慢，「為了表示國家的尊嚴，他們似乎決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馬戛爾尼帶來了英王送給乾隆的很多禮物，共有19種、590件，其中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地理儀器、槍炮、車船模型和玻璃火鏡。不過讓這位英王表兄不滿的是，中方把英王的禮品寫成了「貢品」，他希望不要發生混淆，中方對此不置可否。這些禮物後來被當作好看的擺設陳列在北京的皇家宮苑裡，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紫禁城時仍未開拆。
更大的分歧出現在面見皇帝時的禮儀上。清廷要求馬戛爾尼象1653年的荷蘭使節一樣，對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而馬戛爾尼斷然拒絕，他表示，自己覲見英王時行的是單腿下跪之禮，他也準備以同樣的禮節見中國皇帝。這當然讓中方非常的憤怒，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後，清廷才勉強同意馬戛爾尼單膝下跪。
接下來，在最重要的貿易通商方面，雙方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共識。英方提出了七項具體的要求，其中包括：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和廣州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商在北京開辦一個貿易公司（行棧）；允許英商在舟山和廣州附近分別有一個存貨及居住的地方；懇請中方公佈稅率，不得隨意亂收雜費；允許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等等。乾隆全數予以回絕，理由是：「這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他還讓馬戛爾尼帶了一封信給英王喬治三世，其中寫道：「其實天朝，種種貴重之物，無所不有，你派來的使節都親眼看到了。我們從來不稀罕奇巧之物，也沒有什麼需要向你們國家購買的。」這當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全體精英階層。
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靜止的帝國》一書中將這次冷淡的訪問看成是「兩個文明的衝突」，他寫道，「雙方都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中國人認為它的文明從來都是最優越的，希望能將它的文明廣為傳播，替代吃烘烤食品的、劣等的野蠻人的文明。英國人則認為，它的文明是最優越的，因為它是現代的，建立在科學、自由思想的交流和貿易優勢的基礎上。」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在日後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馬戛爾尼的結論充滿了因反差過大而形成的偏見，不過，他確實看到了一件無比碩大、爬滿了虱子的「盛世」綢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