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浚所提出的「安富」之說，顯然不是無本之源，它是社會思潮轉變的一個生動體現。據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余英時的考據，明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大表現正是「士」與「商」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約在16世紀開始，在晉商、徽商和江浙商幫雲集的地方，流行一種「棄儒就賈」的趨勢，而且漸漸地，這種風氣愈來愈明顯。
在唐宋年間，一個家族中的青年子弟投筆經商，是迫不得已、而且頗為恥辱的事情，不過進入十六世紀之後，人們不再這樣認為，商人階層首次得到知識階層的認可，「工商為末」的社會價值觀出現瓦解跡象，士商互動成為常態，甚至發生了「儒賈合流」的現象。
這種景象的誘發，倒未必是人的意識有了先天的進步與覺悟，而是首先與人口增長有關。蘇州名士文徵明在《三學上陸塚宰書》中曾經做過一個統計：蘇州一郡共有八個州縣，三年之中，參加科舉考試的有1500人，考上貢生或秀才的，不過50人而已，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
在科舉上沒有收穫的年輕人便只有務農或經商兩條路可走了。因此，民間便流傳一句諺語曰，「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賈而成功也十分之九。」余英時推斷說，「棄儒就賈」在16、17世紀表現得最為活躍，商人的人數也許在這個時期曾大量地上升。
那麼多讀書人奔上經商之路，自然引發知識界的「思想地震」，於是，為商人正名的言論便開始湧現。
1525年，當世大儒王陽明（1472-1529）為一位名叫方麟的江蘇商人寫了一個墓誌銘《節庵方公墓表》，他寫道：江蘇昆山的方麟開始是一個儒生，還考上了舉人，後來放棄科舉，跟從他的妻家朱氏做生意。友人問他，「你為什麼不當儒生而去當一個商人？」方麟笑著說，「你怎麼知道儒生不能從商，而商人又不可能是一個儒生呢？」繼而，王陽明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古代的賢哲提出四民分業，遵循同一道理，不同的職業都各盡其心，是沒有高下的。」
王陽明是有明一代最顯赫的儒學重鎮，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為學理基礎開創了滌蕩明清兩代的「陽明心學」，以他的宗師身份為商人寫墓表並且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點，如果放到漢唐或者宋元，這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篇文章是宋明理學思想史的重要文獻，是商人階層的社會價值第一次得到明確的肯定。
為商人寫墓誌銘，王陽明大抵是開先河的「第一人」。稍晚於王陽明的大儒學家唐順之在一封《答王遵巖》的信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屠沽細人」者，中小商人也，按唐順之的看法，給商人寫墓誌銘是前代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從言辭可見，他對王陽明之舉顯然不以為然。
到了萬曆年間，繼王陽明之後的又一位文人領袖顧憲成（1550－1612）再出驚人之舉，他也為一位名叫倪景南的江南大商人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墓誌銘。
顧憲成在當時的文名之盛，無出其右，「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出自其手。顧憲成本人就出生於一個小商販之家，父親在無錫的一個小鎮上開了一間豆腐作坊，他是進士出身，曾任吏部員外郎，因上疏冒犯龍顏而遭被罷官。回到無錫老家後，主持東林書院，被尊稱為「東林先生」，他與高攀龍－－也是商人之子，其祖父和父親都是經營高利貸的－－以及眾多弟子們諷議朝政，朝野應合，聲勢浩大，時稱「東林黨人」，連閹黨都對之畏懼三分。在這篇墓誌銘中，顧憲成對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大加嘉許，認為是「千古絕調」，他直言道，「世間之人都不太願意談論財富，而這又什麼可以忌諱的呢？」進而，他對「利義之辯」進行了一番自己的解讀：「以義佐利，以利佐義，合而相成，通為一脈。人睹其離，翁睹其合。」
宋代之前，中國主流知識界一直秉持「利義分離」的理念，如《論語·裡仁》所提倡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南宋永嘉學派的葉適始有「義利並舉，以義為先」的觀點，進入明朝之後，從王陽明到顧憲成，逐漸抬升商人地位，最終提出「義利交合」，從中可見，明代主流社會的財富觀已然發生了悄然而重大的轉變。余英時因此認為，15世紀以後的明朝，商人階層已經明確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ideology），商人在中國社會價值系統中正式地上升了，「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漸漸轉變為「士商工農」。
從種種史料可以發現，王陽明、顧憲成的舉措雖然遭到了唐順之們的嘲諷，可是，卻已算不上是異端邪說，在那一時期，發表過類似言論的學者、官員不在少數。
汪道昆是嘉靖年間的一個名氣頗大的人物，曾當過福建巡撫，以抗擊倭寇而聞名，他還是非常知名的戲曲家，寫過很多雜劇，後人甚至考據他就是《金瓶梅》的真實作者。汪道昆出身徽商世家，家族子弟多有經商者，他寫了大量文字，將商賈的地位大大抬升。他說，古代的時候，儒優於商（右儒而左賈），而在我的家鄉徽州則是商優於儒（右賈而左儒）。兩者之間，其實沒有什麼優劣，那些沒有經商能力的人，去學儒走仕途，而在讀書上沒有天分的人，則去賺錢經商，情形大抵如此。經商的人求的是高額的利潤，學儒的人求的是世間的名氣，所以，求儒不得，就去經商，反之亦然，儒與商，一張一弛，，二者各有功用，各隨所願。
在汪道昆看來，儒、賈已無高下之分——甚至在他的家鄉徽州還是賈更稍稍高一些，是為「右賈而左儒」。汪道昆的這一觀點似乎在徽州一帶成為了共識，萬曆年間修纂的《歙縣志》中便赫然寫道，經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這顯然是對管仲、司馬遷以來的「農為本富，工商為末富」理念的一次顛覆。
與汪氏身份近似、觀點相同的，還有山西的晉商們。
王崇古的伯父王現去世時，曾給子孫留下遺訓，其中寫道：「商人與士人，掌握了不同的技能而其本質是一樣。善於經商的人，身處財貨之場，卻可以修煉高明的情操，雖然日日與金錢打交道，卻能出淤泥而不染。所以，用儒家的義來指導商業的行為，仍然能夠成為受尊重的人，這是上天指名的道路。」王現所提出的「以義制利」，日後成為晉商最重要的處世原則。
兼有鹽業大亨、內閣大臣雙重身份的張四維也在一篇文章中，表明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商人和文人並沒有什麼差別，無非每個人的選擇不同而已，商人是求利的，所以遵循利益的規律行事，而文人是服務於人的。無論士商，如果都從本心出發，商也是有道的。
汪道昆以及王、張兩氏，分屬徽、晉二脈，其觀念激進超前，顯然與他們所處的地域及家族背景大有關係。
【企業史人物】耶穌教士
利瑪竇（1552－1610）是一個瘸子。
拖著失望，另一隻腳拖著希望。親人和導師「我們在這些國家，就像是自願流放，不僅遠離我們的親人：父母、兄弟和親戚，而且遠離基督教民族和我們的祖國，有時是來到一個十幾二十年見不到一個歐洲人的地方。」（書信）自從1578年3月離開歐洲，利瑪竇終身未能回到故鄉。在數萬里之外的異國，他有時也會懷疑向天主獻身是否必須遠赴海外。對於度過了生命中最初16年的馬切拉塔，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繪製的中文版世界地圖上，亞得裡亞海惟一有標注的地方正是馬爾凱（馬切拉塔所在的省）。彷彿命中注定，他出生在弗朗西斯·沙勿略去世的1552年。那位打開日本信仰之門的耶穌會士，在當年12月2日死於珠江口一個名叫上川島的小島上，未能實現他進入中國傳教的夢想。利瑪竇的父親喬萬尼·利奇是一個有見識的人，在經商之外，還在教皇領地內和別的地方經營產業。據說他還熱衷地方行政，代理過馬爾凱地區的區長。利瑪竇是眾多孩子（至少7男1女）中的長子。父親把兒子送往羅馬去學習法律，但馬太（利瑪竇本名馬太·利奇）抵達羅馬後不久就開始過嚴格的修士生活了。
1571年8月15日，他加入了耶穌會。他知道父親對他另有期許，就寄了一封信回家請求同意。喬萬尼大吃一驚，馬上動身去羅馬，但他在出發後的第一天就病倒了。他相信自己的病出自天意，於是就返回家中給兒子寫了一封信，贊成他的選擇。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彷彿一個重大啟示，刺激了傳教士們的使命感。明朝治下的中國在他們看來就像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一些進入中國的魯莽嘗試失敗後，有的傳教士認為讓中國人改變信仰是沒有希望的，除非用武力。一位修士這樣說，「沒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進入中國，就等於嘗試著去接近月球。」但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勇於開闢新路。他制定的修會規則，對傳教方式不做狹隘的規定，卻要求它的成員必須學會所在國語言。他認為傳播信仰過程中，暴力和軍隊不是必須的，相反可以帶一些農業專家、工程師和內外科醫生去當地。這種適應當地文化的精神在中國的耶穌會士作出了最初始和最顯著的努力。1572年秋，利瑪竇在宣誓後進入羅馬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