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過去十多年裡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11月12日冤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江西勞動，薄一波和谷牧成了「叛徒」、「三反分子」，賈拓夫（經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被迫害致死。1968年2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群眾代表時無奈地披露，國務院系統的42個單位中，還能開展工作的部長級幹部只有90人，占總數280人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長、主任）只剩下3個人。胡鞍鋼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中引用相關資料稱，到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黨政主要負責人有60多人被定性為「敵我矛盾」，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190餘人中，有88人被指認為「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占總數的46%。因被斗倒的人實在太多，以至於按照《黨章》的規定，已無法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全會。
由於造反派的全面奪權，讓那套從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指揮體系徹底癱瘓，大量幹部「靠邊站」，經濟管理和統計部門被砸爛，各地的年報遲遲不能報齊。在局面最混亂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無法制訂全年度的全國經濟計劃，1968年也成為建國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年。
宏觀經濟持續惡化的軌跡非常明顯。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近10%，1968年又下降4.2%。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產量，除了糧棉大體持平外，其餘都是連續兩年減產。國家的財政總收入，1967年同比減少25%，1968年又少了13.9%。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農業總產值的平均實際增長速度7.9%計算，1967年和1968年的總產值應該達到5220億元，而實際上這兩年只有4119.8億元，也就是說，損失值約為1100億元。
更具悲劇性的是，在工農業持續滑坡的同時，中國還試圖把自己與世界經濟徹底隔絕開來。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毛主席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偉大方針的勝利——歡呼我國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論。文章說：「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為動員廣大群眾把暫時閒置的資金用於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自1950年至1958年，先後發行過6次國內公債，發行總額為38.4億元，加上應付利息9.8億元，還本付息總數計48.2億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還完。在國家建設初期，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期間，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政府曾向中國提供過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億新盧布。此項外債，中國一直堅持按期歸還，並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還清。」
「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提法，一度讓很多國人引為驕傲。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發射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舉國戰略」的又一次成功。
到1968年，隨著劉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黨內政治鬥爭告一段落，各地該造的反都造完了，武鬥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這時候，出現了兩個「人口」問題：一是數以百萬計的「靠邊」幹部該怎麼處置，總不能每天都開批鬥會，讓他們交代莫須有的罪行；二是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生該怎麼處置，由於國民經濟空前蕭條，停產或半停產的工廠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無書可讀的青年學生在城市裡成了一股到處氾濫的「失業洪水」，他們隨時準備去沖毀任何社會秩序，他們對後果的考慮就是「不計後果」。
於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鄉」被發明了出來。
1968年5月，黑龍江省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干校。」它迅速被認定是一條疏散人口的經驗，10月《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並發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隨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員被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僅中央所屬各部委就先後創辦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十多萬名下放幹部和3.5萬名家屬，各省市地縣開辦的「五七干校」更是數以萬計。這一「干校制度」前後延續了11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
上山下鄉運動則「解決」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業問題。據胡鞍鋼的研究，自「文革」爆發後，各校「停課鬧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積累了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僅66屆、67屆和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就超過1000萬人，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各行各業停產、半停產，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業人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全面展開。1966、1967、1968年三屆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他們後來被通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這些被稱為「知識青年」的學生被送到雲南、貴州、內蒙古和黑龍江等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農村。
在此後的將近10年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700多萬人，約佔全國城市人口的1/10。這是繼1961年之後，第二次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前者是「大躍進」的後果，這次則是「大造反」的後果。
上山下鄉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40年後的2009年，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和下鄉青年鄧賢在《南方週末》上寫道：「我們這代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個社會秩序顛覆，我們做許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際上危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機；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被迫完成了自我歷練和自我教育的殘酷過程，最後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紅衛兵運動相比，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挽救了我們這一代人，它讓我們體驗苦難，也認識苦難。」
從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4點08分，北京火車站都有一趟「知青專列」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鑼鼓聲中鳴笛啟程，駛往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各個偏遠村莊。一位時年20歲的人大附中畢業生郭路生（他後來的筆名是「食指」）坐在開往山西汾陽農村的列車上，寫下了激情蕩漾的詩句：「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任何極端的社會運動都是有後遺症的，當「革命」失去了具體對象的時候，它要麼「反擊」於自身，要麼消弭於悲觀，無論如何，這都是與「革命」有同樣能量的代價。一年後，貧乏、枯燥而苦悶的農村生活終於露出了它嚴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觀哀怨的知青詩歌開始在地下流傳，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世上人，譏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沒/有誰同情我。」在9月的一個幽暗深夜，郭路生寫下了讓他名垂詩史的《相信未來》：「當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頑固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放眼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世界，你會發現一個十分奇異的現象：在那幾年，陷入狂飆的不僅僅是中國，那似乎是一個「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戰後「嬰兒潮」一代正集體進入青春期。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偉大敘事漸漸讓位於平庸的商業生活時，這一代青年人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不安，他們在尋找宣洩的出口。哈佛大學的美籍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Iryie）日後評論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對他們的領袖。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都在發生學生遊行，他們反對越戰，要求性自由，自稱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度被學生「佔領」。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館陽台上被刺殺，憤怒的黑人在100多個城市發動了抗議示威。
在日本，學生運動也是風起雲湧，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大樓成了一個象徵性的城堡，在這裡經常發生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事件。
到了5月，法國首都巴黎爆發了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巴黎大學的學生們集體罷課並佔領了大學校舍，警察封閉了校園，學生們在街頭築起街壘同警察對峙。接著，工人舉行總罷工，20多萬人湧上街頭，高呼反政府的口號。學生佔領學校，工人佔領工廠，水陸空交通停頓，整個法國陷於癱瘓，戴高樂總統被迫改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歐美學生中，最讓他們醉心的偶像是兩個社會主義的領袖。一個是毛澤東，很多人把他的頭像刺在手臂上。據1967年2月17日的《紐約日報》報道，《毛主席語錄》正風靡全球，它出現在紐約曼哈頓的每一個書店和書報攤上，在日本東京售出了15萬冊，而在法國巴黎，甚至成了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另一個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隨卡斯特羅取得古巴革命勝利後，又跑進南美叢林中繼續打游擊戰。1967年10月，39歲的格瓦拉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殺死，誰料這竟讓他成了左翼學生運動的「聖徒」，在後來的40多年裡，他的一張頭戴金五星貝雷帽的頭像被印在無數的T恤、咖啡杯、海報和鑰匙串上。
1968年的歐美學生風潮沒有演變成一場顛覆性的社會革命，如法國政治評論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終成了一場發洩情緒的「心理劇」。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給出了解釋：其一，日漸富足起來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學生的同盟軍，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會土壤；其二，知識分子表現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西方產業工人的結構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1965年開始，以出賣體力為主的製造業工人數量開始大幅度地下降，服務業迅速繁榮，「知識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國和聯邦德國，煤炭和紡織工人的數量在十年間減少了一半。在美國，鋼鐵工人的人數甚至少於麥當勞快餐連鎖店的員工。新型資本主義的產業特徵和商業進步軌跡，最終改變了成型於19世紀末期的階級鬥爭理論。
在美國的學生運動中，一個叫艾倫·金斯堡的大鬍子詩人是青年們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詩歌是《嚎叫》，它的頭一句是——「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很多年後，不同的人讀到這句詩歌，會有不同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