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濤一到長春火車站，就被造反派關了起來，每天接受批鬥，先是在設計處戴高帽子和掛黑牌子，後來就被拉到長春的大馬路上去遊街，戴在他頭上的黑帽子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蘇修特務」。他的家被抄了五次，「在多次抄家後，我也變麻木了，我的家似乎不是我的，他們想來就來。所有的照片、書記、信件、心愛的唱片和傢俱都被收走，我的家裡已經是徒有四壁了」。
陳祖濤記敘了他挨整的景象：「最先是讓我雙手舉包裝汽車零件的木箱，一站一夜。人的兩手怎麼可能長時間地舉東西呢？我舉不動了，木箱掉下來，砸在我頭上，他們就強迫我再舉，舉不動了就用腳踢我。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們罵我裝死，強令我再站起來，我站不起來，他們就用鋼絲鉗子夾我的手。那時真是支持不住啊！」陳祖濤沒有料到的是，更殘酷的磨難還在後頭。為了讓他交代「蘇修特務」的材料，造反派開始對他毒打，「每天晚上10點鐘開始提審我，把我帶到一個空房間裡，幾個人按住我的手腳，一個傢伙揮起木棍沒頭沒腦地打。木棍子打裂了，就換三角皮帶。三角皮帶裡面是鋼絲，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口子，就像刀割一樣，昏死過去就被他們用水噴醒，醒了就再打，直至天亮……我每天不能吃不能睡，小腹腫得像水桶，天天尿血，走路時腰彎得像蝦米，兩腿伸不直，走不動，動一動都疼得渾身打戰，實在要走只得兩手扶牆，一步一步地挪。」打陳祖濤的那些人，有的是他原來的部下，有的是剛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人。
儘管遭遇如此厄運，但是，陳祖濤卻算是一個幸運者。從1967年到1969年，長春一汽共有3500人被審查、隔離或抄家，被打死或被迫自殺89人，其中包括常務副廠長王少林等人。陳祖濤的留蘇同學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被整死，張芝明（早年共產黨工運領袖張太雷的兒子）被整瘋，他的母親張琴秋（曾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姐姐張瑪婭被迫害致死，可謂家破人亡，朋輩死散。
在被關押和折磨了兩年多後，陳祖濤被押送到吉林樺甸縣的農村勞改，「此時的我剛剛40歲出頭，但由於兩年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又瘦又干，面色灰黑，頭髮蓬亂，鬍子拉碴，走路蝦米似的彎著腰，身穿一件破舊的中山裝，腰間紮著一根草繩，手上拄著一根棍子，看起來起碼有60來歲了。」
陳祖濤當上了一個鄉村木匠，這個共和國最好的汽車工程師弄了個木頭箱子，買了一套做木匠的工具，整天慢吞吞地蓋房子、修門窗和打板凳。他學會了用紙自己卷「關東煙」抽，在辛辣濃烈的煙味熏陶下，瞇著眼，享受鄉間勞作的快樂和自由。他甚至還幫助村民造了一輛土製汽車。他帶著農民們趕著一輛大板車，去早已無人看管的一汽廢料場，從廢料堆裡撿出發動機、大梁、變速箱、駕駛室和破舊輪胎，回村後，居然拼裝出一輛能發動的汽車。「車的鋼板彈簧沒有著落，我用木材來代替，鋼板卡子是村裡的鐵匠自己鍛打的，這輛車在今天肯定是可笑的，破破爛爛，噪聲很大，屁股後面黑煙滾滾，駕駛室沒有玻璃沒有門，但它能工作，比傳統的大板車運得多，跑得快。」
有兩年多的時間，陳祖濤在中國企業界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躲在哪裡。
他這樣描寫當時的心境：「我的思想極度痛苦，怎麼也想不通，經常徹夜難眠。『文化大革命』使我認識了太多的不義、背叛和邪惡，讓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常常想，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要這樣整我？為什麼他們要整那麼多無辜的人？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社會就聽任這些人胡作非為？為什麼我們這個有幾千年文明的古國，就會讓那麼多的人一下子喪失理性變得如此瘋狂？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我決心不再回汽車工業，我不願意再見到那些有著蛇蠍心腸的人。」
在狂暴的洪流中，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層的人自然更是難逃大劫。
1966年9月14日，國務院決定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改為國營企業，向資本家發放的定息一律取消。那些資本家成了紅衛兵批鬥的重要對象。在1956年積極配合政府改造政策的「北樂南榮」都下場悲慘。同仁堂的樂松生整天被掛牌批鬥，他的妻子在一次遊街後憤而自殺，樂松生本人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時年僅60歲。
當時在紡織部任職的陳錦華回憶了榮毅仁的遭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就如火如荼。8月20日，北師大女附中的女紅衛兵們衝到位於北太平莊的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他們批鬥榮毅仁，把他和妻子楊鑒清的頭髮剃成了「陰陽頭」（「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做法，把頭髮剃一半、留一半，以示羞辱）。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斷，楊鑒清被毆打成腦震盪。紅衛兵還用他家裡的攝像機把經過錄下來，要寄到他在海外的親戚那裡。在批鬥空隙，榮毅仁偷偷給紡織部的一個秘書打電話，用上海話說：「你趕快向部裡反映，我實在吃不消了。」
當時擔任紡織部機關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得悉這一情況後，馬上向部黨組書記錢之光作了報告。紡織部一開始想把榮毅仁送到北京醫院躲起來，不料醫院院長回復說：「不行哪，我們這裡已樓上樓下斗開了，都斗了好幾批了。送到我們這個地方，不一樣挨斗嗎？」錢之光只好給總理辦公室送了「特急件」。第二天凌晨1點多鐘，錢之光被周恩來總理緊急召到人民大會堂，總理交代說：「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他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
錢之光回到紡織部，就跟陳錦華等人商量對策。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興起「紅對紅」，就是以機關的紅衛兵對付外面的紅衛兵。他們把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找來，要他帶人連夜趕到榮毅仁家裡去，以開批鬥會的名義把榮毅仁救出來。此計甚靈，居然真的把女紅衛兵們連哄帶騙地攆走了。
這些人一撤，榮毅仁提出趕緊把妻子楊鑒清送到醫院治療。可是送到哪個醫院都不收，都不肯給她治病。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很機靈，就把她送到積水潭醫院，先是高呼了一番革命口號，然後說這個人是重要的人證，需要她來錄口供，不能讓她死掉，你們一定要想辦法給她治療。醫院一聽是重要的人證，這才答應趕緊醫治，楊鑒清的命總算保下。
對於榮毅仁一家來說，這僅僅是厄運的開始。不久後，保護他的錢之光、陳錦華等人也被打倒了。榮毅仁一次次被批鬥，他的左眼因延誤治療而致失明。1968年之後，他被送到全國工商聯機關勞動改造，先是在鍋爐房裡運煤，後來專職打掃廁所。與他一起幹活的是上海灘時期的老相識、工商聯副秘書長經叔平。計泓賡在《榮毅仁傳》中記載說：「榮毅仁幹得很認真，馬桶有尿鹼，他就自己掏錢買來鹽酸，把馬桶刷得乾乾淨淨。」他的獨子榮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遠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幹就是八年。榮智健日後回憶說：「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滾打在一起，抬石頭，挖土方，搬機器設備，背氧氣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設高壓電纜，什麼粗活重活都幹過。」
在城市以外的農村地區，對農業生產和市場流通的限制變得越來越嚴格。
「文革」爆發後，很多地方減少甚至完全取消了農民的自留地，要求農民獻出自留地、宅旁地和自有果樹，當時稱為「三獻」，嚴格控制農民發展飼養業，每個農戶只能養一頭豬，每人只能養一隻雞，此外還限制農民外出從事手工活動，木匠、鐵匠和小商販都被當成「野馬副業」、「單干副業」受到禁止。9月24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和國家經濟委員會頒布《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強調小商小販「必須接受國家的管理和群眾的監督，不許搞投機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販應當為國營商店代購代銷」。
到了1968年，政策更加趨於收緊。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提出要「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和無證個體手工業戶。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和社員，一律不准經營商業」；「國家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學校、團體，非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這兩條規定基本上把農村的商品自由流通確定為非法活動。同年10月，江西省採取極端措施，將全省的合作商店和有證小商小販全部解散。在5.3萬名商店職員中，有2/3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或勸退回家，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認可，不久便在其他省份效仿推廣。
1970年初，中共中央再發《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重申：「除了國營商業、合作商業和有證商販之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一律不准從事商業活動」；「除了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之外，任何單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全國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8.48萬人，其中不少是因為從事了當時政策禁止的經濟活動。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從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中，全國個體商販人數從156萬人減少為96萬人，而且經營規模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
全面排斥私人生產和市場流通的政策嚴重打擊了農村經濟和個體經濟，在1967~1969年的三年中，農業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1.6%、–2.5%、1.1%，三年總增長幾乎為零。1969年與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主要農產品產量計算，糧食下降了8.9%，棉花下降了18.8%。1971年1月，輕工業部在《關於當前手工業幾個問題的意見》中披露，在全國的手工業中，全民所有制企業約占10%，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工廠約占30%，合作社約占60%，個體手工業的份額已經可以忽略不計。
京滬亂象、全國武鬥、鞍鋼被搞亂、陳祖濤和榮毅仁被打倒、全面限制市場流通，林林總總這一切，都是國民經濟徹底紊亂的標誌性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