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 第52章 第六部·1972年:最後的冰期 (1)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你低沉、憤怒的聲音,

    在陰森森的黑暗中衝撞:

    放開我!

    ——芒克:《太陽落了》,1972年

    1972年5月,意大利共產黨人、歐洲最著名的電影導演之一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受北京的邀請,前來拍攝一部紀錄片。在進入中國之前,他的想像是這樣的:中國的沙漠是藍色的,河流是黃色的,農民們都穿著童話裡的衣裳。

    香港是安東尼奧尼當年到達中國的前站。在羅湖口岸,他驚奇地看著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橋連接兩岸,一邊是英國人,另一邊是中國士兵,手持鋼槍,整齊排列。隨行的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裡後來回憶說:「這種對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滿神秘色彩的中國。」他裝上膠片正要拍攝,安東尼奧尼上來阻止了他。「他告訴我說,我們需要先理解,然後再拍。」隨後,攝制小組從廣州飛赴北京。當安東尼奧尼和同事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北京的停機坪時,舷窗外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孩子們手拿鮮花和綵帶,跳著舞蹈,喊著歡迎口號。中國朋友的熱情令攝制組一行很開心,不過很快,他們發現人群不是在歡迎他們,那一天,人們歡迎的是非洲索馬裡的主席西亞德。

    在安東尼奧尼看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不為人知的國家」,這樣的認知差不多能夠代表當時整個的西方世界。他在中國工作了一個多月,拍攝了北京、上海、河南紅旗渠和蘇州等地,最終剪輯完成的影片就定名為——《中國》。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意外的狀況時常出現。

    紅旗渠是河南省林縣在60年代興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從1960年2月動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萬農民在極其艱難的施工條件下,逢山鑿洞,遇溝架橋,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蜿蜒70公里,宛若一條「人工天河」。這個人力創造的奇跡讓意大利人驚歎不已,在一座石頭壘成的村莊北小莊,安東尼奧尼告訴陪同的中方人員,這裡是我明天的拍攝地。第二天當他帶著劇組去時,他發現村裡的灰土牆被石灰粉刷一新。安東尼奧尼非常吃驚,他拒絕拍攝,對他來說,眼前發生的一切是一場鬧劇。盧奇亞諾說:「可憐他們工作一個晚上,讓村莊煥然一新。但是我們不想改變什麼,我們只想成為1972年中國的見證人。」

    在拍攝紅旗渠的那幾天,攝制組發現有一群農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行動舉止異常,於是他們舉著機器跟了過去,結果來到一個自發的集貿市場,人們帶著自產的糧食、家禽和自製的食品,在那裡做起了買賣,這在當時屬於投機倒把,顯然是違法的。這個小小的市場非常紊亂和骯髒,貨物參差不齊,人們臉上流露著明顯的不安。

    盧奇亞諾還回憶了另外一個細節:「當時我們無論在哪裡,總是時不時地聽到一個聲音在唱,大喇叭裡總是傳來這些歌曲。我們拍攝下來,但我們不知道那些講的是什麼……他們帶我們拍攝了養殖場的豬圈,我拍了。拍攝的同時,大喇叭裡播著響亮的歌曲,影片就是這樣剪輯完成的。我們後來才知道那首歌說的是『中國人民昂起頭』,我們應該刪掉它,可是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對立衝突由此產生了非常大的危害,彷彿我們在藐視中國人民。」

    當《中國》在西方公映後,安東尼奧尼馬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親華的觀眾看後,指責他「醜化中國」;排華的觀眾看後,則說他在「美化中國」。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刊文《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將《中國》定為反華影片。作者指責說:「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後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後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學出版社結輯出版《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一直到30年後的2004年,這部紀錄片才第一次在中國公開放映。

    儘管結果讓人很不愉快,不過,意大利人受到邀請這件事情,還是表明一些新的變化正在發生。

    就在安東尼奧尼來拍片的半年多前,1971年9月13日,替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國境內,他的一批黨羽相繼被捕。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在時隔22年之後重新回到了國際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訪問,當天下午毛澤東會見了他,一周後,《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長期尖銳敵對的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中日關係隨之冰解。

    經過了五六年的大折騰,國民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極左的江青、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只會搞政治運動,實在不懂經濟,於是,被打倒的技術領導和中央幹部們又被召了回來。

    在吉林鄉村當木匠的陳祖濤是在路邊被「撿」回來的。1971年的11月,他帶著村裡的大車去城裡的一家標準件廠拉廢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這才被重新「發現」。幾個月後,陳祖濤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憶說:「我不是發誓不再搞汽車工業了嗎?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環境呀,我的心又軟了,就接著幹上了。」

    陳祖濤看到的是一個讓人傷心的汽車廠,自「文革」爆發以後,二汽就被武漢軍區接管,這裡日日在上演勞民傷財的荒唐劇。

    為了響應「工業學大慶」的號召,軍管小組提出要發揚「干打壘精神」。原本用紅磚建成的廠房被認為是「資本家的工廠」,於是全部扒掉,換成「干打壘」的牆體,這一建就是60萬平方米。這種廠房用材粗糙,質量低下,根本不適合當製造汽車的車間,可是誰也不敢提出異議,這種「干打壘」做法還被當成經驗在全國進行了推廣交流。

    1973年,陳祖濤代表二汽去北京開質量問題座談會,談及「干打壘」車間,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問:「祖濤,你看該怎麼辦?」陳祖濤脫口而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倒重來。」在場的人均大驚失色,陳祖濤心想,我反正是劫後餘生,大不了再回去當木匠。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後說:「有的可以留做倉庫,有的可以推倒重建。」這件事很快被已經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二汽有人把『干打壘』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廠房,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陳祖濤頓時又大難臨頭,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沒有被上綱上線地批鬥。

    軍管人員除了用「干打壘」建汽車車間之外,在生產經營上更是蠻幹瞎干。搞產品設計的時候,他們提出要依靠工人階級製造「政治車」,實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師、不要大學生、不要個人簽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設計者簽名是為了個人樹碑立傳。在制定生產任務的時候,他們更是不講流程,一味地強調速度和產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車啃出來,這是死命令」。

    就這樣,一輛輛沒有工程師參與設計、「用牙硬啃出來」的汽車被生產出來,其質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見的。二汽的車幾乎出廠沒多久就發生毛病,而且屢修屢壞,群眾編出順口溜嘲笑說:「遠看搖頭擺尾,近看齜牙咧嘴,停下來漏油漏水。」陳祖濤回廠後,才逐漸恢復了產品試驗、檢驗等規章制度。

    1973年2月,在江西鷹潭下放勞動的鄧小平接到了回京的通知,3月,他被恢復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4個月後,陳雲也從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被調回北京。他們協助重病在身的周恩來重振國綱。

    鄧小平、陳雲復出後,最重要的一個經濟決策是,重啟「吃穿用計劃」,主持了新中國的第二次大規模設備引進。

    在「備戰備荒」的經濟戰略走到了盡頭之後,如何讓老百姓吃飽飯、穿暖衣,成了很迫切的問題。

    作家張賢亮很苦澀地回憶說:「那時候,每兩個月才分配給我們每人一市兩食油,請讀者設想一下如果你是單身一人,用什麼器皿來盛這比一口口水還少的食油,還要在60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點出來?我保證你想像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竅門:用眼藥水瓶子!這樣,每頓飯我都能滴出一滴。」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為能夠穿上一件新衣服而愁白了頭,當時有很多流行語描述這種景象,譬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舊的,老三穿補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憶:「在種種票證中,情有獨鍾的是布票,每年發一次,一發下來一大張一大張的,花花綠綠的,像郵票一樣有小孔,能撕開。有10尺一張的,5尺一張的,還有1寸的。數這些布票時,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那時我也算是正值妙齡,可經常穿著爸爸穿舊的、肥大的、四個兜的藍布制服。弟弟從出生總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總是這一個窟窿,那一個三角口。媽媽曾用我和姐姐小時的兩件舊紅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個兒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塊布角拼成的。」

    當時,中國紡織工業的原料是以棉花為原料的天然纖維,而棉花產量長期徘徊在年產4000萬擔的水平上,1971年的棉花產量為4300萬擔,比上一年還減產了7.6%。紡織部曾經主持開發化學纖維,但是合成纖維的技術問題始終解決不了,用滌綸布製成的衣褲被稱為「的確良」,儘管這種面料很不透氣,但是看上去挺刮滑爽,耐穿易干,在當時幾乎一衣難求。

    1972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遞交《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其中擬從法國和日本進口四套化纖裝置,約需2.7億美元,進口後每年可生產合成纖維24萬噸,可織布40億尺。報告特別拿「的確良」來計算,「其中『的確良』(滌綸)的產量總數將達到19億尺,城鄉人民對『的確良』的需要,將進一步得到更好的供應」。這個報告很快被批復同意,四套化纖設備被選定在上海的金山衛、遼寧的遼陽、天津的北大港和四川的長壽縣。這是繼50年代初的蘇援「156工程」後,中國又一次向國外採購巨額的技術設備,西方國家聞風而動,法國總統蓬皮杜為了價格問題還親自出面與中國方面溝通。

    到1973年1月,國家計委再遞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動用外匯43億美元,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這個方案的用匯總額(包括利息)後來增加到51.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214億元。在1972年,全國的基本建設總投資不過412億元,引進計劃就佔去了一半多,可見當時的決心之大。

    這個報告在後來的4年內得到了落實,共引進26個成套設備項目,其中化纖4套,石化3套,大化肥13套,烷基苯1套,大型電站3套,鋼鐵2套。在鄧小平的親自督辦下,所有項目的平均建設工期為3年8個月——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受政治運動的干擾,大型項目的平均建設工期為11年。北方曾流傳一個順口溜,描述的是天津拖拉機廠的建設:「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八年打敗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個天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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