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願意新生的
到這裡來罷
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
在等待著你！
——胡風：《時間開始了》，1949年
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在停止運作前的最後一個被告，是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1949年5月25日，該院公開審理榮毅仁「軍粉霉爛案」。也就在這一天，解放軍攻進了上海城。
榮案是一個「烏龍案件」。從1946年11月起，榮家為糧食部代購代儲軍糧，並負責運輸到北方戰場。在輾轉運輸過程中，各經手官員上下其手，優劣雜混，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爛的麵粉。1949年4月，國民政府監察院以「侵佔公有財物」，「不計調換折扣的耗損，侵蝕利己」等罪名起訴榮毅仁，指責他把霉爛的大米賣給政府，結果導致了東北戰場的失敗。榮家百口難辯，只好等待法庭審理。
解放軍進城，榮案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一個叫范因克（Finch）的美國記者報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內的大世界歌舞廳，本城最大的娛樂場所，豎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人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製作成功。建築物頂上出現了紅旗，並在店舖門外飄揚。而在22年前，同樣熱情洋溢地懸掛著的是國民黨的旗幟。有些熱情的市民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旗幟，就急忙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撕去青天白日，製成紅旗。歡呼雀躍、輕鬆舞蹈的學生們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這種粗獷的西北舞蹈正風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後說：「整個景象就如同帶有馬克思主義烙印的好萊塢電影翻版。」
三天後，第三野戰軍司令員、率軍攻克南京的陳毅到上海。這位比蔣經國年長十歲的大將軍剛剛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他將承擔安定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的重責。幾乎同時，毛澤東將陳雲從東北調進北京，出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管全國經濟的重振與規劃，7月17日，履新不久的陳雲抵滬。兩陳並肩，開打新中國的第一場經濟戰役。
當時，儘管全國性戰事已經平息，但是物價上漲勢頭仍未遏制。以全國13個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計，1949年1月上升為153，4月為287，7月為1059，11月達5376。民間企業家對實業毫無信心，資本大多用於投機，北京、天津兩市200家銀行錢莊中96%的資金直接或間接從事投機活動，資本規模極為龐大。全國經濟混亂的「龍頭」，自然就是上海，其規模、人數、實力遠非京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5月前後，上海24個商品交易市場和30多個茶會市場，也都被利用來大搞投機活動，全市200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全部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等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販子、銀元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機活動者竟達30萬人之眾。
在瘋狂的投機中，不但原來的國統區物價亂漲，連解放區也受到通貨膨脹的困擾。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軍政費用、救災費用及搶修鐵路等經費共達567億斤小米，而當年財政收入僅303億斤小米，財政赤字達264億斤小米。剛性支出龐大，也只好靠發行鈔票來解決，人民幣的發行額直線上升。一年之內通貨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則增加270倍。
全國要穩定，首先物價要穩定，而物價穩定的關鍵，無疑就是上海。
兩陳與上海都有淵源。陳毅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就是從上海離國的。抗戰期間他長期在華東一帶堅持游擊戰，鏖戰間歇，還能寫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體詩，是共產黨內出了名的儒將，他的長兄陳孟熙曾擔任國民黨上海警備區政治部主任。陳雲更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做過學徒，也在這裡練出了一手叮噹作響的打算盤功夫，號稱黨內第一算盤手。
全中國的工商業者都盯著這兩位會寫詩和打算盤的中共將領，上海考驗著共產黨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當時的國內外輿論裡，有一個聲音似乎是共識：共產黨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經濟恐怕不入流。日後，榮毅仁回憶說，他當時便認為「共產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打零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也說：「中國人口在18、19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一個中國政府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兩陳此時面臨的上海經濟局面，與一年前蔣經國「打虎」時完全相似，是惡性通貨膨脹前提下，貨幣市場與商品市場的兩重混亂。蔣經國的辦法是，用金圓券換法幣，然後用口號和衝鋒鎗強行彈壓商品投機交易，而其結局是慘敗。這一回輪到陳毅和陳雲來展現治理才幹了。
從1949年5月進城到1950年初，「兩陳」與上海的投機商人圍繞貨幣和商品，面對面地打了三次場面激烈的攻防戰。
第一仗是銀元大戰，金融投機商在此役中全軍覆沒。
上海解放當日，陳毅就頒發佈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1︰10萬，在6月5日前，暫准金圓券在市面上流通。因為金圓券已成廢紙，所以兌換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到6月3日，收兌的金圓券已堆滿了所有的銀行庫房，裝運的汽車從外灘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圓券收上來了，人民幣卻下不去。
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市民對紙幣失去了信心，投機商乘機炒作「黃白綠」——黃金、銀元和美鈔，其中銀元俗稱「袁大頭」或「孫大頭」，指民國期間鑄造的兩種銀元，分別因印有袁世凱和孫中山的頭像而得名——成為主炒對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裡，銀元價格暴漲了將近兩倍，受此影響，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隨之上漲兩倍多，大米和棉紗漲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倣傚，拒用人民幣。
解放軍進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幣卻進不了南京路，這自然成了國際笑話。一開始，軍事管制委員會採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可是，10萬銀元拋出去，馬上被投機商吃進，如泥牛入海。此時還坐鎮北京的陳雲意識到，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他判斷，如果用正常的拋售辦法對抗，勢必牽動全國的貨幣市場，造成全國游資圍攻上海，形成決戰的態勢，不要說我方未必有那麼多的銀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拋售，局面也是大亂。所以，他與陳毅商量，決定採取斷然的軍事手段。
6月8日，軍管會通過報紙、電台進行陣前喊話，敦促投機商停止對銀元的炒賣，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幣。10日上午，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親自出動，帶領全副武裝的軍警分五路包圍了設在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此樓建於1934年，高八層，曾是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抗戰結束後，經國民政府批准登記的證券字號有234家，在全國證券金融市場上的地位極其顯赫。
證券大樓被攻佔的經過是這樣的：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裝進入大樓，瞭解情況，熟悉地形，並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商家的名單。10日上午8點，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預定部署進入證券大樓，隨後分五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兩個小時後，一個營的警衛部隊乘十輛大卡車到達大樓，對整個建築物實行軍事包圍。同時，分佈在樓內各場所的公安人員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刻停止交易活動，就地接受檢查。當時大樓內共2100多人，從上午到午夜12點，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每一個字號，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會後，當場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審判，其餘1800多人被陸續放出。
在當時報紙上，一個叫張興鋃的金融業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辦公室在四樓265號，外掛招牌壽昌金號，屋內單是電話機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著天花板伸到屋外。房間內還藏著許許多多的暗號和密碼，同四面八方聯繫。牆壁上掛著一個證明書，是由國民黨財政部部長俞鴻鈞簽署的。在旁邊則掛著一個紅紙表格，好像軍用地圖用來指揮作戰，上面寫著四個項目八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每個項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筆註明買進賣出的價格。」在進行了如此詳細的現場描述之後，記者肯定地說：「這顯然是金融戰線上一座奸商的前線指揮所。」
上海證券大樓被突襲，所有的銀元炒賣活動頓時停止。隨後，全國各地的證券交易場所全數遭查封，「資本市場」從此退出了中國的經濟舞台。而對上海來說，民間的金融活動被徹底取締，意味著上海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它成了單純的輕工業和商業中心，證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灘，將是整整41年後的事情。
銀元大戰打完後，接著上演的是紗布大戰，這又關乎上海最重要的實體產業。
「戰事」的起端還是因為全國物價的動盪。根據陳雲給中央的報告，1949年的前八個月，關內（除東北地區外）的貨幣發行額從185億元增加到了4851億元，增加了25倍，四季度還要再發行8000億元，其中4000億元用於收購棉花和紗布等物資。因此，制止物價上漲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劇烈跳躍之可能。」果然如他所料，物價在開國大典前後，稍稍穩定了一下，從10月15日起，滬津先導，華中、西北跟進，人民幣大幅貶值，物價猛烈反彈。不出一個月，京津漲1.8倍，上海漲1.5倍。在所有上漲商品中，最具指標意義的就是政府收購的紗布，而主戰場便在上海。
上海從來就是全國棉紗和棉布的生產和交易中心，與1937年相比，上海棉紗字號從60家發展到560家，棉布字號從210家發展到2231家，此次，貿易投機商集中攻擊紗布，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上漲了3.8倍，棉布上漲3.5倍，因此，拉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揚。
棉紗與銀元不同，無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來解決。陳雲用的辦法是增加供應，舉全國之力解決上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