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國營事業效率差，與民營事業無法相比。「國營事業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營事業，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不容否認的。國營事業既是事業，事業就要講求效率。而政府偏偏從種種手續上使國營事業不便講求效率，豈不是事業本身的損失？至於因此而浪費人力物力財力，更非民營事業所能想像……公司組織的事業，而有官僚化的制度，投資者當然要望而卻步了。」
其三是中國的國營事業獲得政府的協助少，而為政府盡義務多，改為官商合營企業後，投資者也要跟著賠累。「例如中紡公司對於布的供應，台糖公司對於糖的供應，招商局對於軍差的供應，都是民營事業所輪不到的」，但「政府一紙命令，國營事業便首當其衝」。而且，「據說現在的國營事業為了替政府服務，賠累甚多，而對於社會的服務往往顧此失彼，現在改了公司組織，大權仍在政府手中，若是還要公司賠累的話，那投資者豈非也要受累在內」？投資者有了顧慮，對於國營事業的投資當然會「躊躇不定了」。
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企業家及普通投資者對改革的判斷，其背後其實就是兩個字——「失望」，對過去失望，對現在失望，對未來失望。從一項重大變革的推出時機，可以清晰地判斷出主政者的改革誠意與決心，也從而決定了它的成敗。此案對後世的啟發在於：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須建立在信心、信任和信託的基礎之上；其二，涉及國有資產的市場化改革宜在宏觀景氣上揚及政策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如果等到經濟危機總爆發或時局發生大動盪，則成效甚微，甚至會產生致命的負面效應。
至此，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全盤慘敗。
11月1日，行政院無奈之下只好同意開放糧食價格，限價政策全面瓦解。第二天，翁文灝公開承認經濟改革失敗。他表示，政府在平衡收支、阻止資金外流、取締高利貸、增加銀行存款等所有方面均無建樹，他和王雲五分別引咎辭職。同日，蔣經國在上海作告別演講，他說：「檢討七十來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而反動勢力已結成一條戰線，狼狽為奸。我們有高度的情緒，坦白的胸懷，但尚缺乏鬥爭經驗，不足以對付老奸巨猾的經濟敵人。」言罷，蔣經國黯然離滬。他後來施展自己的抱負，創造了「東亞四小龍」的台灣經濟奇跡，並成為亞洲最優秀的地區領導人之一，不過這已是整整30年後的事情了。
金圓券改革失敗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翁內閣倒台後，經濟重新陷入混亂，通貨膨脹呈現報復性上漲的態勢，物價狂漲速度甚至超過改革前。以上海的食品為例，在8月23日，每袋大米（計171磅）售價20元金圓券，每袋麵粉（計49磅）售價7元金圓券，食油每22加侖售價58元金圓券，到11月6日，已分別上漲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10倍左右。《申報》報道，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換了16次牌價，職員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一塊肥皂。11月10日，首都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搶米風潮，警察開槍都不能禁止瘋狂了的市民，當日有22家米店遭劫。金圓券以無與倫比的貶值速度，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則笑話。
以經濟治理的角度客觀分析翁內閣的此次激進改革以及蔣經國在上海70多天的「打虎」，可以說，這是一場注定要失敗的理想主義式掙扎。讓人意外的僅僅是，它竟以如此快速而無恥的方式完結。
以當時財政收入的羸弱，試圖用金圓券替代法幣的辦法來穩定物價和人心，根本就是異想天開的「豪賭」，再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節節潰敗，改革失敗只是時間和方式的問題而已。張公權日後便分析認為：「政府孤注一擲地把它的政治威信和前途押在那次短命的貨幣改革，即實行金圓券方案上。這只足以說明，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復存在，人民對它的信心已掃除淨盡，從而加速其最終的垮台。」
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是國民黨系統內的青年精英拚力拯救政權和經濟的最後一戰，在操作層面上，它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最重要的一點是，管制有力而供應不足。蔣經國用口號、衝鋒鎗和「打老虎」強制性地壓住了物價的上漲，但是，卻沒有在增加供應上下工夫。而他逼著工廠和商店把商品拿出來銷售，事實上轉嫁了改革的成本，造成企業家或陷入停產或陽奉陰違。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在自傳《我的一個世紀》中描述了她的應對之策：「當時我的辦法是，借進金圓券囤積貨物，一等金圓券貶值、崩潰，我再將存貨賣出少許，就能夠還清欠款。這樣決定後，就斷然採取冒險挽救錦江的緊急措施，到處拉借友人換來的金圓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將買進足夠一年用的存貨存放別處，又偷偷在半夜做好兩套賬目，以防萬一稅務局查賬。」董竹君的做法在當時非常普遍，這顯然違規，如果被抓住一定遭到法辦，但卻讓她在大災害中劫後餘生。我們在下一章節即將看到，一年多後，陳毅和陳雲在整肅上海時便汲取了蔣經國的教訓。
貨幣改革的唯一「建設性後果」，是意外地催促了人民幣的誕生。金圓券的濫發導致全國金融市場極不穩定，11月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下令嚴禁金圓券的使用與入境，並停止金銀自由買賣。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各解放區各自發行貨幣的辦法，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它被定名為人民幣。
11月6日，儲安平在《觀察》上發表社論《一場爛污》，算是給這場荒唐不經的經濟改革撰下了墓誌銘，他寫道：「在全國空前騷動、朝野爭戰多日之後，政府終於放棄了他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限價政策!……過去一個月真像是一場噩夢！在這一個月裡，數以億計的人民，在身體上、在財產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損失。人民已經經歷到他們從未經歷過的可怖的景象。他們不僅早已喪失了人生的理想、創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興趣，這次，又喪失了他們多年勞動的積儲，並更進一步被迫面臨死亡。每天在報上讀到的，在街上看到的，無不令人氣短心傷。饑饉和恐怖、憤怒和怨恨，籠罩了政府所統治著的土地。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個『金圓券』。搶購搶購逃賣逃賣，像大洋上的風暴，席捲了整個社會的秩序。搶購是一種『貞言的反叛』，這是20年來中國人民受盡壓迫、欺騙、剝削，在種種一言難盡的苦痛經驗中所自發的一種求生自衛的行為……
「嚴格地說來，要以改革幣制來解放中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本來是個幻想。發行法幣的是這個政府，發行金圓券的也是這個政府，這同一個政府，法幣的信用既然不能維持，難道金圓券的信用就能維持了嗎？有人認為這次的改革幣制和最近的放棄限價，都是為了人民。實際上真是如此嗎？老實說，無非因為當前的經濟情景實在不太像樣，有點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亂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暫時麻醉一下人民；後來弄到全國搶購，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麼亂子，威脅政權，所以只好放棄限價。這一切，說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裡還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權？
「而在改革幣制時，政府命令人民將平時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金鈔，一律兌成金圓券；政府只要印刷機器轉幾轉，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裡去了。政府拿這些民間的血汗積蓄，去支持他的戰亂，使國家所有的一點元氣，都送到炮口裡轟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們在敵偽時期所經過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沒有弄到連飯都沒有吃，連買大便紙也要排隊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緊，也沒有把民間的金銀收完——就靠這點元氣，勝利後各地慢慢恢復各種小工商業的活動。現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個吃虧的老百姓心底裡都在詛咒，有一肚皮眼淚說不出來!
「七十天的夢是過去了，在這七十天中，賣大餅的因為買不到麵粉而自殺了，小公務員因為買不到米而自盡了，一個主婦因為米油俱絕而投河了，一個女兒的母親因為購肉而被槍殺了，還有不知多少悲慘的故事報紙上沒有傳出來。我相信這些人都是死難瞑目，陰魂不散的。許多良善的小市民，都聽從政府的話，將黃金白銀美鈔兌給了政府，可是曾幾何時，現在的金圓券已比『八一九』時期打了個對折對折了！慘啊！慘啊！冤啊！冤啊！一個只要稍微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
最後，儲安平用決裂般的口吻給出了結論，這既是對金圓券改革的蓋棺之論，也是對南京國民政府執政20年來的一次總清算：「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爛污！」
如儲安平所言，國民黨在1948年的經濟總失敗，其實是政治和軍事總失敗的一部分。那是一個缺乏承諾感的年份。政黨對民眾、軍隊對平民，甚至國家對國家，一切關係都顯得那麼虛偽和脆弱。
國共對決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從入秋以來，國共進行了三次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決戰，世稱「三大戰役」，分別是：9月12日到11月2日的遼沈戰役，東北全境解放；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戰役，華北基本解放；11月6日到1949年1月的淮海戰役，長江以北地區基本解放。三大戰役，共殲俘國民黨軍隊154.7萬人。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
1948年11月11日，也就是金圓券改革宣告失敗十天後，追隨蔣介石20多年的「文膽」陳佈雷在日記中寫道：「不但怕見統帥，甚且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第二天晚上，陳佈雷寫下11封遺書，吞服安眠藥結束生命。《觀察》在評論中寫道：「陳佈雷敢於在自殺之前，以『停止戡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以死明志。」
陳佈雷死後一個多月，12月17日，是北京大學50週年校慶日和胡適57歲生日，蔣介石夫婦在南京黃浦路官邸專門設壽宴款待胡氏夫婦。耳熱酒酣之間，有人奉蔣介石之意懇請胡適「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適當場板下臉來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酒席熱情頓時冷到零下。
1949年1月9日，空前慘烈的淮海戰役結束，華東戰局抵定。14日，解放軍用29小時攻下天津，接著和平解放北平。1月21日，蔣介石宣佈下野。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長江，佔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毛澤東賦詩一首，電傳江南前線，最後兩句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5月25日，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解放。
年底，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政權逃遁台灣。他帶走了277萬兩國庫黃金和故宮裡的大部分國寶，此外還開出一張長長的名單，其中包括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
可是，很多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以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選出的第一屆81位院士為例——他們是當時中國最具標誌意義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跟著國民黨到台灣去的只有9人，去美國的12人，留在大陸迎接解放的達60人，如馮友蘭、郭沫若、陳寅恪、李四光、馬寅初、梁思成等，占院士總數的74%。後世的台灣史家李敖一言以蔽之，曰：「蔣介石想搬知識分子，但信譽破產，知識分子不跟他了。」
很多企業家也選擇了留下。盧作孚留下了。榮德生和榮毅仁留下了。劉鴻生留下了。簡玉階留下了。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北平為北京，定為首都。時年56歲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對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