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月13日起，已從北京南下坐鎮上海的陳雲給各地密發12道指令。他命令長江中游的棉花和紗布中心漢口將紗布囤積並秘密東運，西北地區將隴海路沿線的紗布盡速運到西安，華北的紗布則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貿易公司，暫時停止交易，將紗布調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礦投資及收購資金全數暫停支付，由中財委統一掌握；同時，電令人民銀行總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許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貸款。陳雲的這些指令都在第一時間上報中央，周恩來在電報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閱。」毛澤東歷來有晚睡習慣，對此事十分關注，每件必復，宛若在指揮一場決定生死的軍事戰鬥。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準備，大量物資集結完畢，兩陳掌握了充足的紗布，於是開始發動總攻擊。陳雲在戰前還告誡說：「如出現市場大亂的情況，只要我們確已緊縮貨幣發行，物價指數已漲達兩倍則不必恐慌。那時，糧、油、鹽等照正常門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過多的拋售則不必要。」
11月25日，陳雲命令全國採取統一步驟，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瀋陽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
開始時，上海等地的投機商一看有紗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資金爭相購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貸，在過去的20年裡，幾乎沒有人因為囤積物資而吃過虧。當時上海的借貸甚至出現了以日計息的現象，號稱「日拆」，幾乎陷入瘋狂。然而，這一次他們碰到了真正的對手，各地的國營花紗布公司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降低牌價。投機講究的是買漲不買跌，投機商眼看國營公司的紗布洶洶然地拋出，似乎下定了死戰的決心，便先有了怯意，而他們又是一盤沒有組織的散沙，如何與一個強悍的國家機器對抗？於是，有人預感到大事不妙，開始悄悄拋出手中的紗布，這消息立刻以瘟疫傳播的速度散發開來，市場局面頃刻間發生可怕的反向翻轉。紗布拋得越多，市場行情就跌得越慘，如大江東流不可抵擋，上海的紗布價格竟在一天之內腰斬了一半。
兩陳仍然窮追不捨，他們又發出三道指令，規定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國營銀行，不得向私營銀行和民營企業家貸款；規定私營工廠不准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同時在這幾天裡加緊徵稅，稅金不能遲交，遲交一天，就罰稅金額的3%。有人跟陳雲說，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陳雲說，不狠，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數招並下，投機商兩面挨打，資金和心理防線同時崩塌，頓時潰不成軍，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買回他們吃進的紗布，兩陳乘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購進。經過這番交手，上海的商人元氣大傷，有人血本無歸，有人因應付不了「日拆」而跳樓自殺，有人遠遁香港。
兩陳在紗布大戰中表現出來的戰略能力，讓國內外輿論頗為驚艷，他們採用的戰法來自毛澤東屢戰屢勝的軍事思想，即「每戰必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不打無準備之戰」。目睹此役的榮毅仁說：「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兩陳的策略運用還讓很多原來看不起共產黨的經濟學家心悅誠服。當時也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在《投機商人趕快洗手》一文中寫道：「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用壓力。
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卻是那樣的沉著、堅定，認為依據通貨膨脹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後的檢討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11月中旬開始，以五福布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萬元，比較10月31日的5.5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說，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於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後，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敵制勝了。」
紗布大戰剛剛鳴金收兵，兩陳很快轉入第三戰，糧食大戰。
1949年秋季，華北糧區遭天災，莊稼歉收，原本就緊繃的糧食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籌劃紗布大戰的時候，陳雲就非常擔心北方的投機商集中攻擊糧價，如果布糧同漲，南北一起開戰，將兩面受敵，局面難以收拾。他想出一計，在10月20日急電東北，要求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在天壇建倉存糧，而且每天必須增加席囤。這一計謀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糧販子們看到政府手中有糧，而且日漸增多，便不敢輕舉妄動。等到紗布戰事抵定，陳雲轉頭專攻糧食。
當時上海的存糧只有8000萬斤，僅夠市民20多天的口糧，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臨糧荒。糧食交易市場歷來在春節休市，正月初五開盤後會有一波行情，俗稱「紅盤看漲」。上海的糧商們都把眼睛盯在那個開盤日，在整個12月，他們大量囤進糧食，把全部資金都壓了上去，眼看，這將是一場最後的豪賭。
12月12日，中財委召開全國城市供應會議，對全國範圍內統一調度糧食進行具體部署。在上個月，陳雲已經要求東北每天往京津地區車運糧食1000萬斤，此次更是命令從四川徵集4億斤支援上海，同時要求華中、東北在短期內運糧濟滬以應急用。他擔心這些糧食還不足以應戰，又向中央報告，準備向國外增購4億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圍完成了三道防線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現有的存糧，第二道是從江蘇、浙江和安徽急速運糧，第三道由東北、華中、四川組織搶運。據他的計算，這三道防線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轉糧食大約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同時，京津、武漢等大城市的糧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補充。
正月初五一到，糧食交易市場上「紅盤」開出，出乎所有投機商的預料，糧價不漲反跌，而且連續數日下跌。上海廣泛開設國營糧店，持續拋售兩億多斤大米，投機商不得不跟進拋出，損失前所未見。
經此三役，上海的物價開始日漸企穩。自1937年抗戰開始以來，困擾了中國經濟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終於被陳雲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國的物價基本上穩定了下來。毛澤東對上海的經濟戰役評價很高，認為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回憶說，有一次，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說：「陳雲同志有這樣的能力，我在延安時期還沒有看得出來，可稱之為能。接著，他順手在紙上寫下了一個「能」字。毛澤東熟讀古書，這次他借用的是三國諸葛亮的一個典故。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裡評價愛將向寵時說，「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比較兩陳治滬與經國「打虎」，可以看到兩個政權的不同：一是政局穩定，事有可為；二是全國一盤棋，以集中供應來打擊投機；三是行政效率超高，絕對沒有官倒貪腐。
銀元、紗布和糧食三戰打下來，兩陳打出了威風，也牢牢地握住了上海經濟的主動權。與此同時，如何恢復經濟以及如何管理這座城市的工商業成為新的關注焦點。
當時面臨的局面十分棘手：上海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1.2萬家工廠中只有1/3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八成以上，麵粉業由於北運通路不暢，產量只是內戰爆發前的1/10。佔上海工業產值74%的輕紡業，既缺原料又無銷路，陷於半癱瘓狀態。實業家們更是人心惶惶，騎牆觀望，誰也不敢擴大再生產。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視業主為「反動派」，有人甚至認為，應該像土改一樣，把工廠的資產直接分發給當家做主的工人們。
7月24日，就在陳雲抵滬一周後，上海遭到30年未遇的特大颱風襲擊，海堤被沖毀，黃浦江江水倒灌，市區受淹，連市政府大廈都水深過膝，大量檔案、稅票和憑證被水浸毀。在市政大廳裡，一個34歲的青年共產黨幹部帶著一群人，用臉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後將浸濕的檔案一份份地晾曬烘乾。與所有身著黃土布軍裝的同事們不同，他穿著一條吊帶褲，這在樸素而農民氣質很重的共產黨幹部中非常刺眼。他叫顧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
這是一個瘦高個兒、戴一副深度黑框眼鏡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區顧家灣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開過一家棉花行。他12歲就進了中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立信當練習生，在這裡一幹就是13年，成了一個嫻熟的會計學專家，他編寫的《銀行會計》一書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並被之江大學、滬江大學聘為會計課教授。顧准於1935年加入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1940年他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工作，擔任過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山東財政廳廳長等職，上海解放後，他回家鄉出任重要的財稅局長一職。據當時的上海市民回憶，1949年前後，滬上最出名的共產黨幹部有三個人，除了陳毅市長之外，一個是公安局局長楊帆，還有一個就是顧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處可以看到他們貼出來的治安和徵稅佈告」。
如果說對投機商人的清算遏制住了通貨膨脹的勢頭，那麼，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則有待於實業的恢復，它的難度一點也不遜於前者。顧准採取的辦法是「盡快扶植民族工商業，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培養稅源，打擊偷稅漏稅不法行動」。他在兩年任期內，完成了三項很重要、對全國工商業治理起到了試驗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項是重建徵稅制度。
自晚清到國民政府時期，稅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亂，偷逃現象很嚴重，逃稅越多，稅率越高；稅率提高，逃稅更厲害，形成了惡性循環。顧准實行的是「輕稅重罰」辦法。為了避免大的動盪，他基本上延續了國民政府的稅制體系，同時廢除了一些民憤很大的苛捐雜稅，譬如保衛團費、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費等，取消了有重複徵收性質的11項捐稅，此外陸續頒布了開徵貨物稅、營業稅、印花稅等9種地方性稅種的暫行辦法。由於數年的通貨膨脹，工廠的賬面資產與實際值發生了嚴重的背離，為合理徵稅帶來了嚴重的困擾。10月，顧准公佈了一項規定，允許私營企業按當時人民幣物價重估全部財產價值，從而改正賬面資本額，使之接近實際狀況。這個辦法一公佈，受到實業界和會計界的歡迎。